江西省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胡建新在采访中表示，所有处方药品实行政府定价，药品定价的科学性就会更强，可减少药品价格“虚高”的部分，对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是有好处的。如处方药中的氧氟沙星，该药在国内大约有40多家企业在生产，如果政府综合平衡后，给该药定出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这样医疗机构的管理工作如药品招标采购、医院管理年检查、纠风检查、以及相关部门审计等实施起来就更加方便。

    青海红十字医院院长张建青对“所有处方药实施政府定价”也能坦然地接受，他介绍说，青海红十字医院实行药房托管已经四年了，目前看来，这项改革还是很成功的。现在，青海红十字医院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35%左右，其中只有15%归医院，因此，即使对所有处方药实施政府定价，尽管这些药品的零、批发差价会有变化，其利润贡献率仍然很小，对医院的影响也不大。

    上海长海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杨樟卫介绍说，“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的措施目前还不明朗，即使实施，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对长海医院的影响也不是很大。现在医院药品都实行招投标采购，这使得医院在药品利润方面已经非常透明，也很固定。如果药品进入医院的加成还是原来国家规定的15%，不管药品怎么定价，对医院发展的影响都不会太大。如果加成比例降低了，政府的财政补贴又跟不上来，许多靠药品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医院就可能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

    不管是增加了药品生产企业的生存压力，还是对医院发展影响不大，在一直从事药品流通研究的人民大学商学院医药物流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宪法看来，实施“所有处方药政府定价”对药品生产企业和医院都有利，对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也有好处，是一个“一石多鸟”的计划。

    李宪法介绍说，2002年，人民大学医药物流研究中心曾和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进行沟通和探讨，拟扩大我国药品定价范围，将所有处方药都纳入国家价格管理范围。李宪法认为，纳入医保目录政府定价的药品，其数量仅占我国全部上市药品数量的10％，剩下90%的药品都属于市场定价。制药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所定的药品价格必然会有“虚高”的成分。而且，如果再继续执行目前的定价制度，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国有公立医院客观上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两种定价体系。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两种定价体系必定会给医院的管理造成许多无法预料的麻烦。

    在李宪法看来，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其实对保护我国国内制药企业是有利的。李宪法介绍说，我国药品价格管理政策过去几年一直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国家还没有一个完善、统一、协调的药品价格管理政策。即使对现有药品价格进行调整，也会遇到很多技术问题。在对一种药品进行限价前，政府部门要对该种药品的原材料、生产成本、同类药品情况等进行详细的市场调研。然而，市场调研只能局限于一些仿制药，原研药、专利药的原材料、配方、生产工艺等厂家都是保密的，无法获取相关数据，因此，也无法对其进行限价。如果不扩大限价药品范围，将来要进行价格限制的药品都将是一些仿制药，而我国药品生产企业由于创新能力低，大部分恰恰都是在生产仿制药。因此，从长远发展角度来说，对所有处方药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保护我国本土的药品生产企业。

    长期的系统工程

    同济医学院卫生管理学院张新平教授则认为，实行所有处方药都由政府定价的政策，这就意味着政府将国家医保目录之外的所有处方药品全部纳入了国家定价范畴，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对药品价格实行严格管制，其最终目的也都是要遏制药品价格的上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因此，我国目前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是必然的。

    “不过，如果这一政策不是伴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整体推进，而是单独进行的话，不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的利益无法保证，我国许多依靠药品利润来维持自身正常运作的医院也将面临亏损的窘境。因此，如何保证这一政策的公正性和可行性，是考验医改部门智慧的一道难题。”张新平在采访中不无忧虑地说，“2004年上半年，我国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抗生素大幅降价，使得国内许多大型药品生产企业蒙受巨大损失，这一做法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市场价值规律的具体表现，这样的事情最好别再发生！”

    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主任沈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沈素认为，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有一定优势，可以调控药品价格，对一些虚高药价起到抑制作用，但保证药品定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难度很大，如果从剂型和规格上对所有处方药完全一刀切，势必会影响制药工业发展。目前政府部门在解决药品价格虚高问题上，一概采取降价，忽略其他价格因素，造成中国医药行业特有的“降价死”现象，一些常用普药很难买或根本没人生产，还有一些中毒抢救药、抗疟药、抗寄生虫药等，由于市场销量少、利润低，厂家和商家都不愿意生产和经销，造成临床治疗困难。

    从药品生产企业的角度，刘建伟对直接关系企业经济效益的药品价格政策制定更为敏感，刘建伟介绍说，从我国现在医药市场的行情来看，药品价格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了。一旦制药企业、流通企业的利润率受到威胁，肯定会造成医院药品类群的缺失，从而影响人民群众的治疗用药。另外，如果药品价格的监管、执法、审批等都集中于某些部门一身的话，谁也不敢保证，围绕药品的政府定价背后，会不会出现“权力寻租”，导致政府定价过高现象的发生。因此，在推行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之前，必须先革除政府在药价管理体制上的弊端，必须最大程度地保证当前药品价格管制的合理性与完善性，否则的话，即使是政府定价，也很有可能成为药价虚高的肇始者，继续造成药品价格“屡降反升”的尴尬局面。

    东瑞制药控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乐彤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乐彤认为，政府对所有处方药实行定价的出发点是对的，然而定价必须要考虑兼顾社会和企业的公平性。医疗产品的定价也应该区别对待，某些适用高消费人群的高档药品定价可适当高些，而对于适用农村市场的某些经济实惠的药物，如果定的太高，老百姓还是消费不起的。

    江苏省卫生厅卫生改革与发展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唐维新在采访中表示，虽然药品是特殊商品，特殊商品应该实行特殊管理，所有处方药实施政府定价有利于药品的生产质量、销售价格和使用。但是，如果调整药品价格后，财政补贴不增加，很多医院会很难保证收支平衡，继而影响到医院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只规定药品的零售价格，而对医院药品的进价和差价放开，这样医院自然就会选择同质量而价格又低廉的产品，这样也促进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积极性。

    当然，对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等部门来说，要想真正实施这项政策并没有那么简单，这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面对近万种的产品群，应如何完成监管、指导和制定价格工作？应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定价标准，以保证定价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健全的定价制度，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在定价过程中的影响？这些都是在实施该新政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