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渐进主义的思路没有错，不至于推倒所有的东西从头来，但是倡导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对现存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现行体制基本是从以前计划经济脱胎而来，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进行改革，就如同修建房子，如果中心结构和地基不好，你在上面使劲修补，越往后隐患越多。。　　 　　

　　什么叫制度？简单说就是交换产品服务的基本游戏规则。比如说，目前的医疗服务也好，药品也好，定价的机制和基础是什么？是政府在定价。政府确定一个最高线，你只能在这个政府定价的约束下来开展经济活动。　　 　　

　　这里头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从政府机构上来说，发改委下面的价格司，司里面的工作人员就这么几十个人，辛苦地要面对多少的药品和医疗服务？我想再配上几百部超级计算机也不一定能算出哪个价格是合理的，哪个是不合理的。如果定价不合理，资源配置的低效和不公就是一个必然结果。比如医生收红包的问题，这也是制度引起的问题，我认为不是医生行为只是结果现象，而非根本原因。我们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把医疗服务界定为公共服务，因此是不应该赚钱的，不该盈利的，所以就定了低于成本的价格来出售医疗服务。政府把医疗服务价格定死了，但是我们又强调医疗机构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就在药品上打开一个口子，以药养医。作为理性的个人或者机构，开大处方、开高价药是可以预期的行为，制度决定行为，环境决定意识。　　 　　

　　如果我们在这个体制下继续医疗市场的扩展，问题就大了。我们要加大政府财政对卫生的投入，但如果一方面增加投入，一方面又不进行制度改革，那国家的卫生投资再多，也可能会和惠民的初衷背道而驰。　　 　　

　　比如对医疗服务的提供，目前主要是公立医院提供的，现在出了很多问题，有人认为是公立医院自己的价值取向错了，它不应该想着赚钱。如果政府沿着这个思路走，接着下去就是只要财政加大投入，给公立医院投钱，给医生发高工资，他们就会变好。这个当前一种流行的思潮这个模式的假设前提是，只要医生获得其预期的工资收入，医生就会有一个良好的行为。这没错，问题在于，第一，你如何能测量出医生预期的理想收入是多少，也就是说给多少钱能够让他们安安心心做一个白衣天使。第二，如果能测量出来这个数字，这和我们的实际支付相差多远我觉得这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想象。我不认为一个可持续的制度和政策是基于大公无私的少数圣人来设计的。　　 　　

　　政府主导？　　 　　

　　过去我们的医改，有些类似国企改革的路径，就是放权让利，财政投入越来越少。现在很多人重提政府主导，您怎么理解这个主导？主导什么？怎么主导？　　 　　

　　刘国恩:笼统地谈政府主导毫无意义，甚至它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正面影响。在医疗服务这个领域里面，政府主导在一些方面是严重缺位，二在另一些方面又恰恰是严重越位的。具体在医疗筹资方面，尤其是为弱势群体买单上面，政府是严重缺位。我们13亿人，现在真正政府通过机构给个人一定程度买了单的，也就是这1.5亿有工作的人。而政府为全体公民医疗方面的直接支出平均不足20％，这与其他很多国家比较都是极低的数字。　　 　　

　　在过去20多年间政府对公共服务投入低，是因为它把重心放在经济建设里面去了，这在发展初期可以理解。现在提所谓的政府主导，应该把以前的缺位补回来，补为公民购买医疗服务的单，尤其是为弱势群体买单，这是应该主导的部分。　　 　　

　　但与此同时，医疗服务价格昂贵，与我国目前的医疗生产投入成本和经济生活水平非常不相称，这可以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周边国家比较看得很清楚，其垄断价格的实质和程度令人咋舌。，就其主因，这与长期的政府行政垄断、国有医院一统天下、以及缺乏公平有效、有序的竞争机制不无关系。　　 　　

　　我们说要搞政府主导，从去年9月份就开始讲。但我认为应该分清楚，政府应该主导的是筹资这块。在提供医疗服务这块，不但不应该主导，而且应该是往后退，尤其是高端服务市场。这就是我说的制度建设，这是改革的地基。　　 　　

　　曾经有一种不好的倾向，说过去的医疗体制比现在的好，前面进行的改革什么都不好。我觉得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些年改革带来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改革肯定要付出的一个成本。欣慰的是，从去年底到现在，我感觉从社会、学界到政府，通过大家的讨论和争议，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在逐渐理性和提高。最令人鼓舞的就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了改革的目标，提出了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的原则，但又没有固定哪种服务模式，这给广大改革工作者们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去讨论和探索科学优化的措施，严肃负责的设计这场规模空前的改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