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恶性循环是，在隶属关系上属于卫生部的医院实行的是“以药养医”的政策，并且按规定，医院可以在药品出售过程中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以此来维持医院的运行，所以，这就产生了广为人诟病的“大处方”，对于那些发改委指定的降价药品则少有医生去开，这导致企业丧失生产的动力。

    再加上药品整个流通领域的腐败，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下，“新药”不断出现、价格不断攀升的现象难以打破。

    体制重构

    面对已经出现的具体问题，药监局开始做出一些调整。

    其中包括，在药品的审评过程中更加强调主审集体负责制，实行审评过程中的公开透明，对审评专家实行公示制，实行驻厂监督员制度，并对原来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的一些规定做出修改，包括重新定义新药，在导向上更加鼓励药品的自主创新，并尝试将药品审批中的个别权力下放给地方。

    但对于这些“药监新政”，质疑依然存在。

    这些都是针对目前药监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寻求改进措施。这样的新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使药监系统的腐败空间得以消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证老百姓用药的安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药品的价格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浮动？

    在“齐二药”假药事件和欣弗劣药事件出来以后，曾有法律界人士呼吁，应该对药品生产企业做出惩罚性的赔偿措施，并且通过健全的诉讼机制，让每个老百姓都可以纳入到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督体系中来。

    多个委员都表示，药品的安全威胁到的是老百姓的生命，所以要从没有按照标准生产可能造成的危害来判定对它的惩罚，而不是只是认为企业有没有严格履行有关安全标准这么简单。

    改革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每一次的改革都牵涉到对具体问题的解决，但更应该考虑到问题的系统解决，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应该考虑到从破除根源的层次去推进。所以，通过设立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健康委”这样的机构来破解我国医疗卫生发展困局的建议，在这个时期出现有一定必然性，这其中就包括了医药、医疗、医保三位一体的改革模式的倡导。

    当然，考虑到药品的安全性对老百姓的重要性，尽快完成药品监管体制的改革更具紧迫性，正如一位委员所说，纵然我们推行了全民医保，全部由国家出钱解决老百姓的看病和吃药费用问题，但不解决对药品生产的监管，最后可能会演变成“花国家的钱买的都是假药”这样的局面。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用王国治委员的话来说就是，“关键不是增加一个部门，而是要减少一个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