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由于党政事业单位在精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在总体上减少用工，特大和大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容纳不了多少就业劳动力，解决就业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渠道，是大量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其解决我国每年新增和再就业的９０％以上。因此，只有通过创业和就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才能有大量的就业机会。

    国际上的规律是：一国９６％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６５％?D８０％的劳动力在非登记、登记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范围在９?D１５人左右；发达国家每千人口的非登记和登记企业数量为４５?D５５个左右。

    中国的情况是：中国就业越来越难的关键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增长缓慢。数字显示，２００５年城镇总就业劳动力为２７３３１万人。过去国家工商局一直公布称中国企业数量在８００万左右。２００５年经济普查表明２００４年法人企业只有３２５万家。后来国家工商局又公布中国２００５年有３５０万法人企业。２００５年中国如果按照３５０万个法人企业计算，每千人只有２．７个企业；党政社团事业单位就业的４０００万左右，党政社团就业的非编制人员２０００万左右，企业中就业的人数１８５５３万人，平均每个法人企业５３人。如果按照国家工商局最近又调整的数据近８００万个企业计算，则为每千人６个，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４５?D５５个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千人２０?D３０个企业的水平。如果是８００万个，中国平均每个企业就业规模为２３人。实际上，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是劳动力的最大需求者，只有鼓励创业，大力发展它们，才能改变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变成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结构转型期一样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这样失业率才能降低，而且劳动力的工资也会增长较快。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有学者认为，只有政府的再分配才能使收入分配公平；还有学者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另外还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造成的。您的观点是什么？

    周天勇：我认为，只有鼓励创业扩大就业，才能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群规模，才能从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才能有望扭转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

    根据我的研究，社会保障、财政福利拉美各国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体制上相差不大。但是，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之一是特大、大型企业多，而微型、中小企业少，失业率高的拉美各国；失业率最低和收入差距小的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日韩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比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都要大，它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它们的高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严重失业、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问题，其基尼系数并不呈倒Ｕ型变化，还发生了劳动力不够用的现象，台湾的基尼系数在结构转型中间比转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低，即呈正Ｕ型变动，关键是它们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要比拉美和中国大陆多得多。

    中国收入差距最小和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多的浙江温州等地，收入差距最大和基尼系数最高的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最少的贵州。关键在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对多，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相对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才能得到改观。否则，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多，再想什么办法，收入差距大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改变。

    另外需要说的是，在经济增长中，只有充分地利用闲置的劳动要素，相对降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污染才能降低下来，第三产业才能发展起来，资源消耗也才能减少，增长方式才能得到调整。也只有鼓励农村、集镇和县城市创业和扩大就业，才能改变劳动力在全国东西大流动，特别是向特大和大城市流动的困局。

    城市居民和大学生创业意愿低，农民是中国创业的主体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国的创业者主要是哪些人？

    周天勇：在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很低，农民的创业愿望远高于城市居民和大学生。中国目前，包括未来，创业的主体可能是农民。美国大学生毕业的创业率为２０％；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率不到１％；在有关问卷调查中，城市中农民工如果有５万元以上的本钱，要创业的６５％，城市居民和大学生有５万元钱创业的不到５％；通过调查数据看：中国９０％以上的创业者是农民，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者的９０％以上是农民。

    这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就业要通过创业解决。假如４５０万大学生中有１０％创业，年增加５０万个微型和中小企业，每个企业平均就业１０人，可以解决５００万人；再假如还有其他创业有５０万个，再解决５００万人就业；如果每年再有２００万人从事个体经营，可以解决近４００万人就业；仅仅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可以解决年需要就业劳动力的５８．３％，再加上非个体和企业就业，以及外资企业，国内特大和大型企业就业，以及社团等社会就业，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鼓励创业。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门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夺利

    中国经济时报：看来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大规模减少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那么，如何管住政府的审批、执法和收费？

    周天勇：一要立法要民主化，部门法规和条例也要通过人大审查；第二，任何行政性，包括准行政性的收费是政府向人民收钱，需要人民同意，因此，任何政府、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包括两院收费和罚款项目的设置，都需要人大的批准；第三，各地人大、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应当严格控制、制止、检查、审计工商、质监、交通、医药食品监督、检察院、法院、城管、交警等收费罚款单位的办公楼、暗的福利性住宅的建设，因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部门搞豪华办公楼、豪华车等到引起的；第四，人大应该加强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不能设立机构，而不给预算，或者不给够预算，给收费罚款政策的体制；第五，近期，人大应当组织力量对对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运输行政管理、公路收费、食品医药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收费、罚款项目和支出结构，进行清理，进行审查，逐步废除这些部门的收支两条线体制，由财政全额供养起来；第六，尊重劳动者权利，对一般的个体户不再进行登记，实行备案制，放宽个体、微型经营的准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空间。

    一个悲观的预测

    中国经济时报：您说的关键建议实现起来难度较大，涉及政府一些部门利益的政策，如果受到阻力，不能出台和实施会怎样呢？

    周天勇：如果是这样，我给出一个悲观的预测：２００７年，甚至今后若干年，如果政府不想放宽目前对个体、微型经营的限制（国外大部分国家个体劳动根本不用注册登记，并且许多国家１／３的企业是非登记企业），如果政府还是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费太多，如果政府各部门的乱执法、乱罚款和乱收费得不到治理，如果政府不能将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管理、医药食品监督、消防、环保、法院、检察院等由财政供养而放开和暗中鼓励他们去收费和罚款，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际上融不到资，仅仅靠对下岗职工、复员军人等个别和短期的优惠，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鼓励创业，根本不可能较理想地扩大就业，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根本不可能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根本不可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不可能不依赖于出口（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如果限制出口，国内生产将过剩，将会发生严重的通货紧缩），也根本不可能将贸易顺差降低下来；如果增长还是依赖于资本、资源而不是劳动，产业结构中以劳动和知识为主要要素的产业发展不起来，污染和资源消耗根本不可能降低下来，增长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调整；如果小城镇、县城的收费和罚款占到地方财政的５０％以上，不能减少，农村劳动力不能就地创业、就业和转移，只能千里迢迢，居无定所，大规模向北京、上海、广州等这样的城市流动，造成交通紧张、大城市拥挤、流动人口犯罪、老后返乡而无地无保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