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扬言要铲平医院的这种说法，死者的堂弟王森却觉得实在牵强：“那天我们的亲戚都回河南了，就剩下几个人等在这里拿钱。”“就算我们再去医院，又没有飞机、导弹的，他们戴钢盔干什么？医院这样做分明是在炒作！”

　　“如果你的同事被人吐了满脸吐沫，受到侮辱和殴打你会怎么办？谁会去做这种秀？面对他们的过激行为，我们感到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只有戴上钢盔才能保护自己。”山厦医院一位领导回应说。

　　医生戴钢盔事件三大疑问

　　记者在医院附近调查得知，在21日、22日围堵医院事件中，有近百人参与了围堵行动。而据王士炯的堂弟王森说，本地的和从老家赶来的亲属、乡亲有30人，他们并没有雇用什么所谓的“医闹”，而是当时周围围观的人比较多罢了。

　　找“医闹”是弱势群体的无奈之举？

　　据了解，王士炯去世后，他家中留下一位80岁的老母和未成年的两个孩子。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到了王士炯妻子一个人的身上。“在农村一个家庭遇到这样的境况，跟天塌下来没什么区分。”王森说。

　　一位当地的业内人士私下向记者透露：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后，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他的说法，如果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由各级医学会负责进行医疗事故的鉴定，他们都是卫生行政部门的下设机构，而很多人又都跟各个医院的医生是朋友、同学关系。鉴定结果很难保证公正。如果通过打官司的方式解决，不仅拖延的时间长，花的钱也会很多。“因此考虑到成本与效率，利用医院怕破坏形象的心理，找医闹搅乱医院的正常运转，医院又找不到真正的责任人，这样再与医院讨价还价就最有利了。”他说。

　　而此事在王森看来，道理也差不多。“如果等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那得等到什么时候？而且结果也不一定公正。所以在医院打横幅、放鞭炮、烧纸钱也是我们这些弱势群体的无奈之举。”

　　政府出面调解是否存在逼迫？

　　在21日、22日王士炯亲属在医院门口闹得最凶的两天里，据说，山厦医院的前后两个门都被堵住。王家亲属在医院走廊里公然放鞭炮、烧纸钱。一些护士被人吐了满脸吐沫。“当时我们只好把能转院的病人全部转移走，我们怕对方的扰闹再影响到别的病人的治疗。”医务科李科长说。

　　“当时我们是人人自危，上班都有种恐惧的感觉。”一位男医生这样描述他那几天的心情。在医院报警后，平湖镇派出所派出警力到现场维持秩序。但警方并没有对当天闹事的人采取强制措施。

　　警方认为：“在没有发现有其他过激和违法行为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进行劝解和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