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新药研发费用正逐年增加，新药研发效率却逐年降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部分研发机构转向发展中国家，此举既可以节约成本，又便于顺利打入当地市场。

    新药研发，对于中国制药企业来说，无疑是产业链上最为薄弱的一环。然而，跨国企业的这次战略大转移，或许能够给他们带来机会。

    在上海浦东张江，就活跃着一批从事新药研发外包业务的公司，他们积极参与到新药研发的前期环节，比如化合物合成--这是新药研发过程中最为前端的部分，对于找到优质“种子化合物”并从而发现良好的药物前体具有决定性作用。

    药明康德的春天

    药明康德、先导药业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企业。他们尝试着加入新药研发产业链中的环节，扮演自己的角色。

    今年8月底，处方药规模居中国市场首位的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宣布，公司未来两年将投资1400万美元，携手药明康德公司进行有关化合物合成方面的项目合作。化合物收集这样的前端项目放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将大大节约新药研发的成本。

    但阿斯利康中国区研发副总裁蔡学钧表示，将药物研发的前期部分环节放到中国进行，更主要是考虑到了中国药物市场的巨大潜力，某些药品对不同人种的不同疗效。

    至此，全球排名前20名制药巨头的14家，全球前10名的生物技术公司中的8家，已纳入药明康德的客户名单。在全球药物化学合成服务领域，药明康德被美国部分风险投资机构评价为远东地区最具竞争实力的两家化学服务商之一，在全球化学外包服务商名列第五。

    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显示，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5大医药市场，达到240亿美元。

    而对于跨国药厂来说，早一天将新药推向中国市场，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利润。

    中国拥有数量众多的可供临床药物试验的对象，尤其是大量可能应用这些临床研究药物和疗法的患者，这些都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药业巨头将研发活动逐步转移到这里。

    这一切给“药明康德”们提供了机会。根据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大型跨国制药公司一直把其部分或全部临床开发工作，外包给专业研究公司。由于缺乏药剂师、费用不断增加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大型跨国制药公司及专业研发公司正把越来越多的工作交给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做，而中国、印度正成为这些大型跨国制药公司理想的选择地。

    国内制药企业的尴尬

    与上述发展前景严重脱节的是，国内还没有自己独立研发新药的能力。

    目前，中国的西药品种有97.4%是仿制，中成药也停留在极低水平，难以承受国际竞争的冲击。中国入世后，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将更加加深这种困境。按照有关条款，如继续仿制国外新药，将被索取4亿-10亿美元的赔偿，而要买断一个专利药品，可能要花费500万-600万美元。因此，中国化学制药业正面临严峻考验。

    今年以来，类似的纠纷也在陆续发生。就在几个月前，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制药原料展览会上，3家参展的中国医药化工贸易企业被指控侵犯法国药厂赛诺菲-安万特集团的新药Rimonabant的专利权，6名员工被扣押，移送法庭审理。11月，赛诺菲-安万特诉江苏恒瑞制药抗肿瘤药物“艾素”专利侵权一案，法院也做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定，江苏恒瑞侵犯了赛诺菲-安万特原研药品“泰索帝”的两项发明专利。

    “这反映出以仿制药为主的药企正面临知识产权压力。”业内人士评价说。

    的确，目前国内尽管有上千家药品开发机构，但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新药研发的机构只占很少比例。大部分都在从事仿制和改剂型的药品开发。据了解，除了与知识产权保护关系密切之外，还与我国长期的新药研发体制有关。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朱宝凤认为："新药研发主体错位，体制、机制限制了现有企业创新能力的发挥。"在国外制药发达国家，新药研发的主体是企业，新药的研发是以市场为最终目标，而大学、研究院主要进行基础研究。

    一方面，只是由于药企众多，恶性竞争导致利润过低，使得大多药厂只能维持现状，无力投入研发。国际大型制药企业每年用于研发的费用占营业额的1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20%，而我国制药企业平均只有0.5%-1%。

    另一方面，对于惯于“拷贝”国外产品的中国制药企业，他们更愿意在研发单位进行新药申报的阶段介入，行业内戏称“割青苗”，或掏钱直接购买药号而不愿投入到药品前期开发中。

    在国内市场，既然制药公司不愿投入药物前期开发，“药明康德”就采取共同开发的模式，利用药明康德的技术和现有生产厂家已有的庞大的销售网络及产品市场化的能力，共同将新药推向市场。目前该公司正与多家企业商谈，共同的开发费用由“对外服务”的利润进行贴补。

    研发外包：自主创新有多远？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广泛参与到新药研发外包服务的公司，自己并无意去尝试新药研发。

    药明康德总裁李革明确对记者强调，公司的定位就是新药研发服务商，不会尝试自己去做新药研发。“这是我们固有的商业模式，我们认为这在中国本土是有优势的，而且有长久存在的土壤，不会去改变这种模式。”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单纯做合成外包，与新药开发还差得远，也不享有产品最终的专利权。合成外包赚钱是利用中美的劳动力价格的差值，实际合成的东西是一样的。

    他还透露，对于这些做外包服务的公司，除了保密协议，还必须遵守不开发新药的行业潜规矩。“当你想自己开发新药时，还有谁愿意把新药合成筛选交给你做？”

    和黄医药董事总经理杜莹博士告诉记者，和黄医药的合作项目都是建立战略联盟，共同投资，合作开展课题，共享知识产权，并分享产品上市后的收益。

    杜莹强调说，和黄医药做的完全是新药研发。对于研发出来的新药，公司和合作者将共同享有知识产权，这是和研发外包最大的不同。

    有专家明确指出，中国入世的过渡期已经结束，药品市场将完全与国际融为一体。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政府与跨国制药公司之间越来越频繁的利益博弈面前，中国还需尽快扶植国内制药工业。尤其在竞争最为有效的资本工具方面，不仅需要政府在制药工业基础研究上加大科研基金的财政拨款，也需要尽快推出国内企业的市场化融资渠道，让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在被大型跨国制药公司吃掉之前找到更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