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不断有人希望以现代科学的原则和精神统一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认为这是中国实现现代转型的前提。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多少由此肇端。中西医冲突即是其中一例。

　　1928年中国统一，西医借重行政力量，试图废止中医；1949-1979年间，新的医疗政策改写了中西医力量的对比，及至1980年代，医疗改革又重新塑造了中西医的发展格局。不难看出，中西医冲突的历史，与中国历史变革同步。同时，冲突的历史如此曲折，源于事物本身的复杂：医疗行为涉及千万人群的福祉，又与政策导向紧密相关，同时受到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水平制约。

　　谋求国家现代化100多年后，西医作为主流既成事实，但社会思潮也有变化，开放选择渐渐取代了唯科学是举的态度，中医的存亡也并不取决于能否为现代医学所证实。相信中医的病家仍在吃中药，相信西医的患者自去就西医。如何增进学术水平、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服务质量、实行信息公开和保证社会的知情权，则是中西医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这大概也是西医界在争论中保持沉默的原因。

　　患在两难抉择间

　　核心的争论在于：医疗标准是否需要统一和国家医疗资源的投入方向。

　　多年以后，生活在长沙的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还记得祖父逝世3年前一次蹊跷的昏迷。照常在晚饭时分，张家围坐在一张八仙桌前，张功耀77岁的祖父突然感觉一阵晕眩，身体摇晃，几乎从板凳上跌倒在地。张功耀和父亲急忙将祖父搀住，扶他到床上休息。老人从此陷入了昏迷状态。此后的故事离奇有趣，让张功耀终生难忘。

　　2006年，张功耀坚持认为，中医药应该退出中国的医疗和教育体制，回到民间自谋出路。有人认为他不习中医，作为一个外行指手画脚，形迹可笑。他对此的反驳就是讲述32年前祖父的昏迷的故事。他年迈的祖父昏迷之后却仍然能够进食，然而丧失了排泄功能。奇异的症状使得邻普遍认为，老人并不是得病这么简单，而是张功耀外祖父的魂灵附身在亲家身上，因此，他可以在昏迷中照常进食却无需排泄。当地的赤脚医生无计可施，张功耀与父亲只能延请附近的中医前来诊治，据说其中不乏富有名望的“老中医”，但没有人愿意施药救人。万般无奈之下，自学中医一年左右的张功耀鼓起勇气，开了平生第一张药方。在发给本刊的邮件中，张功耀如此描述了药到病除的过程：

　　我开了党参、生地、大黄、黄芩、枳壳、猪苓、泽泻、滑石，用灯芯草和木通做引，抓了三剂。头一服两剂一起熬，水开即起，凉透再服。服后大约一个小时，奇迹发生了。爷爷突然有要解手的表示，有了知觉……下午，再喂第二滚。到第二天，居然爷爷开声了。第三天，爷爷要下了床走路，我扶起他从睡房走到了灶屋里。吃完第三剂，爷爷居然活过来了。后来，他还上山砍了三年柴。此后，除双脚有些麻痹外，没有得过别的病。在毛主席逝世正好一周年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享年80岁。在爷爷的最后三年，他逢人就讲：“是我孙子救了我一命。”

　　张功耀18岁时根据中医“辨证施治”的原理，认为祖父的病症是“胃腑热积”，用药目的是“凉血”和“泻下”。但32年之后，张功耀检讨说，他开的药方不仅浪费，而且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他用西医反省自己的治疗，认为祖父当年可能发生了轻微的脑血栓，某些神经部位丧失了功能。他认为自己的药物完全无益。祖父病愈，完全是因为脑血栓自动修复了。

　　张功耀想用这个故事说明，中医的虚妄，正如一个18岁农家少年的误打误撞；所有成功归于原因未知的幸运。

　　张功耀与方舟子

　　张功耀现年50岁，任中南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主任。10月，他的“促使中医5年内退出医疗体制”的观点，激起一波激烈争论。

　　张功耀自认此举并非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曾经撰写了题为“告别中医中药”和“再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批评中医的疗效无法证明。他认为，那些经中医治愈的患者要么是幸运自愈，要么是接受了心理暗示?D?D正如一个失眠者服下自称有助于睡眠的药片状淀粉后可能会安然入睡，这与药片本身的医疗价值毫无关系。

　　文章大部分并未探讨中医的疗效，而倾向于指责中医界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水平低下。张功耀希望，中医能够退出国家医疗和教育体制，为国家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他相信，这能使中国更加“文明”和“科学”，甚至道德上也更加“纯洁”。

　　方舟子与张功耀相呼应，在2006年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中医。方舟子申明了自己对中医的基本态度：“否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质疑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认为“某些中药、中医疗法就像其他民族的传统药物、疗法一样，可能有其价值，值得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挖掘、研究，但是要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和张功耀一样，方舟子对中医的批评也非自今日始。他2001年开始撰写文章，批评中医的理论体系，亦对中药的毒性和不良反应大加鞭挞。他用风格尖利的文字指责“中医是一个包含了哲学、玄学、迷信、民间医术和巫术的大杂烩”，将其归为“伪科学”，认为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说与现代医学的原则相冲突，中药的疗效未经西药普遍适用的程序(临床试验和统计)检验，尤其应受批判。

　　这些文章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有人习惯性地指责他们是崇洋媚外，将争论诉诸民族感情，方舟子则认为，对中医的批评根本不是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冲突，而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冲突。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最后都被现代医学所取代。中国也不会例外。”方舟子说。反对者指责他并不了解中医的时候，这位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反驳说，正如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现代科学门类没有民族、国家之分，现代医学的原则也是普遍适用的；既然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就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医学。

　　争论持续不断地进行，日复一日，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对话渐渐失去新意，后来往往发展成为谩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