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对于农业等生物技术产业的革命性发展及多功能实现，呈现了广阔的空间和深远的前景，同时也大大凸现了生物多样性，特别是生物遗传资源的战略性地位。中国幅员辽阔，生态环境多样，物种资源丰富，发展生物技术具有相当优越的遗传资源禀赋，而这种生物遗传资源禀赋是我国农林业科技自主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地位的可靠资源基础和显著优势。然而，这种基础和优势不仅受到多种因素的威胁，而且受到生物技术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限制，需要策略地处理好生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关系，同时处理好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

　　一、生物遗传资源是生物经济发展的基础

　　1.我国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国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孕育着极其丰富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物种。我国有维管植物约30000种，仅次于巴西和哥伦比亚。我国动物的丰富程度位于世界前列，有脊椎动物6300余种，其中兽类607种，鸟类1294种，鱼类3970种。我国的微生物资源十分丰富，已查明约11600种，其中菌物约9000种，可培养微生物约3600种，多数微生物种类尚未查明和记载。

　　我国是世界农作物起源的八大中心之一和世界四大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并具有世界“花园之母”的美称。中国具有7000多年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先民曾引种、栽培、驯养、繁育了大量的动植物并使之成为家禽家畜和农作物。中国栽培农作物有600多种，其中237种起源于中国或中国作为起源地之一。56个民族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都具有各自鲜明独特的传统和经验，包括传统的宗教文化和医药，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农、林、牧、副、渔的生产方式，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极为丰富。世界著名的中国传统医药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是许多相关产业的珍贵创新资源。

　　2.生物遗传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生物物种资源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农业发展的基石。每个生物物种都包含丰富的优良基因，基因资源的挖掘可以给国家带来财富，给人类带来文明。一个基因甚至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乃至一个民族的兴衰。矮秆基因的发现导致了全世界粮食生产的“绿色革命”；水稻雄性不育基因的利用，创造了中国杂交稻的奇迹；优质羊毛基因的育种应用直接繁荣了澳大利亚的畜牧业生产。过去数十年来，全世界植物新品种不断推新，粮食亩产快速提高，正是得益于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多样性的贡献。生物物种资源的拥有和开发利用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3.生物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生物经济的发展

　　人类步入生物经济时代的显著标志之一是生物技术得到快速的发展，生物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生物资源的深度开发和生物经济的建立。而促进生物技术发展和激活生物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知识产权垄断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依照WTO专利规则和我国现有《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动物和植物品种、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以外与生物资源相关的发明，可以获得专利保护。能够直接保护的生物资源可以分成两类:微生物资源和遗传资源。其中，能够获得专利权的生物分子主要有基因、载体或重组载体等。此外，依照《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UPOV)和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符合条件的植物新品种可以获得保护。

　　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专利法》实施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与生物资源和生物技术相关的专利申请也得到持续发展，促进了农业、林业和医药的产业发展。例如:微生物专利申请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稳步持续增长，今后几年申请量很可能进一步持续增长；基因专利申请总量较多，2003年之后专利年申请量基本上稳定在1100件左右，估计今后几年会出现显著的增长；至2005年12月31日为止，农业部已经受理来自国内外的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共2996件，其中，2005年受理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950件，授予品种权195件，分别比2004年增长29.3％和38.8％，使我国品种权年申请量跃居UPOV成员国第四位；包含生物成分的药物专利申请总量达3万多件，2003年达到4123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