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现代化已成为中医药发展的趋势。但在人们不断地对中医药现代化进行探索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在近日召开的“ 中医药战略地位研讨会”上，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周仲英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目前中医药现代化存在着三大误区。

　　误区一

　　中药西用就是现代化

　　目前，在临床上中药西用已成为普遍现象。所谓中药西用即以一种方法套定一个病，一种病固定一个或几个协定方剂去解决实际问题。还有少数人按照中药的药理成分进行用药，如发热感染用清热解毒药，便秘用含有大黄酚的药物，心衰就用含有强心甙的药物等等。

　　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有些人认为，中医药现代化就应该中药西用，以正在实验探索的药理、药化为依据，用西医学的疾病套上中医的一个或几个处方，企图简单地以西医的辨病来代替中医学复杂的辨证。

　　周仲英指出，中西医学是两个不同体系的学科，中医治病强调辨证，不但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宜，还要随着病情变化、标本缓急而灵活用药。病人的证可因气候、饮食、情绪等不断变化，故治疗方药也应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中药西用是脱离中医临床实践的，不能显示中医固有的疗效。如解放后出现的乙型肝炎治疗中的石家庄、北京之异，银翘散 统治四季外感的失败，日本的小柴胡汤事件等等，就是中药西用的错误做法所导致的。

　　所以，中药的应用必须在辨证论治的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中药西用断不可取。

　　误区二

　　中医证候的量化就是现代化

　　多年来，我们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动物模拟实验，对中医的证候进行量化、客观化研究，对中医证的微观指标报道也不断见诸报端。似乎将中医证候量化、客观化，多进行动物实验就是中医药的现代化。

　　“其实，中医能否绝对量化、客观化还须进一步探讨研究，至少在目前阶段，不能一味过分追求证的量化与客观化，不能将量化、客观化作为当前发展中医的主要方向”，周仲英如是说。

　　周仲英认为，中医临床有时要舍证从脉，有时又要舍脉从证，还有真寒假热证、真热假寒证、真实假虚证等复杂情况。因此辨证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机械的规范无法取代丰富的中医辨证内容。此外，动物造模的方法能否验证中医理论和治疗效果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动物与人有很大差异，没有四诊资料可言，亦不能通过语言表达其痛苦，判断不了其病位、病性和全身反应，也就是难以做到正确辨证。这种造模方法既不符合中医学辨证论治的要求，也不能体现不同疾病证的特异性。

　　其次，因造模是人为的，不是疾病的自身发展，用药物在短期内造成脾虚或肾虚的模型，与疾病自身证型出现有时间上的不同和机制上的不同。这种药物造模与药物中毒没有区别，只要停止给药，动物的生理功能往往可自行修复，而疾病证候的出现就没有如此简单，因此用它说明发病机理和药物疗效很不可靠。

　　误区三

　　统计处理就是现代化

　　现在，有人对中医临床疗效靠个案表述，一些报道有效的方剂不能进行有效重复验证，以统计学“个例不能说明整体”的观点来否定中医疗效，认为中医要证明自己有效必须进行统计学处理，统计处理就是中医现代化。

　　针对这种现象周仲英指出，我们不能否定统计学处理的价值，但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认识中医个案的价值。个案体现的是辨证的重复，不是辨病的重复；是治疗原则的重复，而不是一方一药的重复。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医赖以取得良好疗效的关键，因此中医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辩证法思想。强调治疗疾病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即使同一病人同一疾病，也要随着病情的变化而更改方药。如内伤病遇外感时要“急则治标”，哮喘缓解后要“缓则治本”，可见中医治疗疾病非常灵活。事实上，临床上很难遇到禀赋体质、发病 原因、临床症状、病情病程完全一致的两个病人，按统计学要求，处理对象条件不一致，也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

　　当然，中医也不是如有些人讲的不能验证，不能重复。要知道，中医具体以一方一药虽然难以验证，但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可以验证的，只要辨证一致，就可以应用相同的治疗原则，甚至应用相同的方药治疗。说到底，仍然是“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的方法，证同是保证验证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