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植物化学研究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由赵承嘏开创，先后参加的老一代化学家有黄鸣龙、朱任宏、高怡生、曾广方、朱自清等。他们对麻黄、延胡索、防己、贝母、常山等中药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化学上深入研究不够，在活性研究上除麻黄碱等外由于同样原因也不够深入。但他们为建国后的植物化学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卓越贡献，这将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建国初朱自清等用化学降解研究了贝母碱。60年代梁晓天用近代技术如核磁共振谱研究了秦艽碱的结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应该指出的是在60年代黄鸣龙、梁晓天等编写、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波谱书籍，这为我国用近代波谱技术研究植物化学成分结构起了推动作用。在植物成分的分离技术上60年代蔡宪元应用自制层析硅胶开展了国际上才开始的玻璃板层析（现名薄层层析）研究樟科精油，是后来广泛应用薄层层析的良好开端。林启寿、周维善等在我国早期应用柱层析上也作出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66年方起程改进了离子交换树脂技术提取分离生物碱，现仍广泛应用。这些早期工作，在我国植物化学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由于建国30年时已有诸多的评述［1～4］，本文择要介绍近20年的主要成绩，适当介绍前30年据我们看来若干有代表性的工作。

    1　萜类化合物

    单萜：单萜甙中的芍药甙（Paeoniflorin）的研究阐明了临床应用芍药治疗冠心病的部分物质基础。单萜环烯醚萜甙的主要研究集中于龙胆科和木犀科等植物，并有一些新奇类型发现［5］。倍半萜：鹰爪甲素（Yingzhaosu A）有抗疟作用。卫茅科植物的杀虫活性和昆虫拒食作用的倍半萜国内也有较多研究［6］。二萜：抗恶性疟疾活性成分。青蒿素（Arteannuim）是二萜领域最杰出的工作［7］，青蒿素的发现、它以衍生物成药及其全合成工作是我国化学界和药学界50年来团结协作的最佳体现，在国内外影响较大。香茶菜属植物的二萜研究首先发现于河南产的治疗食道管癌的冬凌草，其化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昆明，除大量新化合物外，还发现了若干新奇类型［8］。丹参的抗菌消炎活性成分二萜醌类和穿心莲抗炎活性成分二萜内酯曾吸引了国内许多植物化学家参与研究。瑞香科和大戟科二萜原酸酯国内曾作为抗癌和引产活性成分广泛研究，国外报道了此类化合物有辅致癌作用，可能限制了它们的应用。红豆杉科的抗癌活性成分紫杉醇（Taxol）在国内找到了可用的植物原料，并发表了较多新化合物，但其活性均未超过紫杉醇。土槿皮的抗菌成分二萜酸土槿皮酸（Pseudolaric acid）是一类新奇的结构［9］。二萜生物碱的新结构研究始于1979年［10］，其后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等地开展了深入的化学和应用研究，并有综述［11］，有些已开发成镇痛药，有些正研制成抗心律失常药。蔷薇科绣线菊属植物的二萜生物碱也进行了大量的化学研究。唇形科的杀虫二萜成分国内也有些化学研究和活性发现［12］。三萜：楝科植物驱虫成分川楝素（Toosendanin）的研究是三萜成分较早的研究［13］，近年来对楝科其它三萜成分作为杀虫药正在研制，在化学上有新发现。葫芦科的抗菌三萜成分也有许多的化学研究。用反相材料分离鉴定三七配糖体，并用13C NMR谱、配糖体位移效应研究其结构是国内配糖体领域里的最早工作［14］。由此我国开始了广泛的配糖体化学研究，特别是五加科达玛烷型配糖体和毛茛科齐墩果烷型配糖体等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并有综述［15］。在糖链酯基的复杂三萜配糖体结构研究方面国内也开展了研究如土贝母配糖体［16］、九子参配糖体［17］。

    2　甾体化合物

    建国后为发展我国甾体药物合成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薯蓣资源植物化学研究，发现了澳州茄碱（solasodine）、薯蓣皂苷元（diosgenin）、海柯皂苷元（hecogenin）、替告皂苷元（tigogenin）等，尤以盾叶薯蓣为最佳原料［18］。C27甾体配糖体的深入化学研究有重楼［19］和百合科植物［20，21］等，其中重楼的偏诺皂甙元（pennogenin）配糖体已研制成妇科用药，还有薯蓣科的黄山药和蒺藜科的蒺藜都研制成功了以呋甾配糖体为主成分的治疗心血管的药物。在C21甾体配糖体方面主要集中于萝摩科多种植物的化学研究，并发现了几个新奇类型配糖体［22］和应用于治疗癫痫的药物青阳参［23］。在黄杨科甾体生物碱方面也有较多发现，特别是在化学上证明了甾体A环有船式构象的存在［24］。在蜕皮激素资源植物寻找方面发现了高含量β-蜕皮激素的植物露水草，使我国成为国际上生产蜕皮激素的唯一国家。在植物生长激素的生产工艺上经改进后应用于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