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往昔备受歧视自生自灭

    香港中医药业百多年来走过了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香港殖民地政府表面上不干预中国传统习俗及其发展，包括中医治疗和中草药的使用，实际上却歧视、贬低中医药，拒绝授权中医签发死亡证，将中药经营称为“中草药贩卖者”。香港中医药业长期处于自生自灭、放任自流的状况，既无专业地位又无社会地位，中医多数是在临街开设诊所或在中药铺坐堂，中药虽有药材、成药、凉茶等专门店，但多混迹于大街小巷的杂货店铺。

    19世纪中叶，香港民间成立了首家全部由中医师负责诊治，并以赠医施药为主的东华医院，但后来香港发生流行鼠疫，医院被责医疗管理不善，险些被港英政府废除。20世纪初，香港流行天花，政府强制患者必须送官办痘局留医，剥夺中医在家庭的医治权。抗战时期，盘踞香港的日寇，规定中医必须登记才能执业，但又认为中药煎煮太麻烦，下令停用中药。直到前些年，中医药在香港仍然被排斥、被歧视，慈善团体开办的医院，其西医获政府拨款支持，而中医就只能靠社会捐赠。政府公立医院基本上没有中医药服务，住院病人不准同时求诊中医或服用中药。社会医疗保险不包括中医药服务，中医发出的病假证明多不获承认，中医也不享有诊治转介权。

    在压抑的社会背景下，香港中医药业的自身发展受到了极大束缚，长期未被纳入正规的教育系统，培训和继承多数采用传统的授徒形式，后来虽有私办夜校、函授专科出现，毕业生也为社会接受，但毕竟在理论、师资、科研等方面存在不少缺陷。统计资料显示，截止1995年1月1日，香港有6 890名执业中医，执业10年以上的4 696人，执业不足5年的854人；报称中医全科毕业的2 888人，其中894人修读全日制中医全科课程，1 994人修读非全日制中医全科课程；而经由祖传或师傅传教的共有3 385人。另外，香港还有5 860间中药店铺和27 000名同业员工。这样的行业结构，是殖民统治带来的畸型现象，也是香港中医界良莠不齐、青黄不接的重要原因。

    2 今日立法规管合力发展

    20世纪90年代，香港回归祖国的步伐日益迫近，港英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催促下，开始中医药的立法工作。1989年8月委任“中医药工作小组”，负责筹组一个法定架构，以促进、发展和规管香港的中医药事业。1995年4月，成立“香港中医药发展筹备委员会”，1年后完成全港首次的中医登记计划。1999年7月14日，回归后的香港特区首届立法会通过“中医药条例”，并计划采取进一步措施，将中医药列入香港医疗卫生事业的范畴。根据条件，9月13日特区政府成立“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负责规管中医执业和中药的使用、制造和销售。从此，香港中医药正式享有合法地位，开始走上了有法有序的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公布了香港未来10年中药产业的发展大纲，指出短期内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发展以中药制成的健康食品及营养补充品；而长远而言则发展以中药为本的优质新药，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利润。未来10年共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于2000年正式展开，主要工作包括引入规管架构、中医药人才及科研基金支援，增加商界的投资兴趣；第二阶段于2002年开展，重点是传统中药现代化工作，企业将开始生产中药健康食品及营养补充品，初步建立中药产品的品质控制系统；2004年至2009年的第三、第四阶段，将进入现代中药及现代新药的研究开发期，预期2004年有首家中药公司上市，并有6个中药产品达到临床测试阶段；2009年将完成150个常用中药材专题研究，10个中药产品作临床测试，首个由中药开发的新药获注册为商品，更多中药公司上市。

    “中医药热潮”的涌现，引起了香港众多商家的浓厚兴趣，多家知名的中成药厂发出重金，如福高国际制药、南北行、余仁生等，联合国内外包括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中科院等世界一流大学、科研机构，研究开发中药新产品；而长实、恒基、新世界、华懋等大财团，均向政府表达参与发展的愿望，有的已以财政支持国内及美国的科研机构，进行中药研究，有的已向政府递交有关发展中医药的研究建议书；香港宝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更筹款一亿零五百七十万元予有关大学兴建“宝马会中医药学院大楼”。

    更使人高兴的是，香港中医药界告别漫长的“民间培训”历程，昂首进入了正规高等教育的殿堂。1998年秋季，香港浸会大学终于创办了第一个全日制中医药学士学位课程。同时，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与专业进修学院中医药学部合办了中医全科学士学位兼读课程；翌年，香港中文大学也开办了中医学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