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战乱，“文籍焚靡，千不遗一”，后人对这一时期本草学的了解还很不全面。但是，此间留下的本草书目仍有近百种之多。重要的本草著作，除《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名医别录》、《徐之才药对》外，首推梁.陶弘景所辑《本草经集注》。该书约完成于公元500年左右，“序例”部分首先回顾本草学的发展概说，接着对《本经》序例条文逐一加以注释、发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针对当时药材伪劣品较多的状况，补充了大量采收、鉴别、炮制、制剂及合药取量方面的理论和操作原则，还增列了“诸病通用药”、“解百毒及金石等毒例”“服药食忌例”（原书无标题，以上题目为后人所习用）等，大大丰富了药学总论的内容。各论部分，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将所载730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莱、米食及有名未用七类，各类中又结合三品分类安排药物顺序。为便于保存文献资料原貌，陶氏采用朱写《本经》文，墨写《别录》文，小字作注的方式，对于药性，又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为平。这在全凭手抄药书的时代，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方法。本书较全面地搜集、整理了古代药物学的各种知识，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药学成就，并且标志着综合本草模式的初步确立。

    南朝刘宋时期雷党纪敦著《炮炙论》，叙述药物通过适宜的炮制，可以提高药效，减轻毒性或烈性，收录了300种药物的炮制方法。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也标志着本草学新分支学科的产生。

    四、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医药学有较大发展。由于政权统一，版图辽阔，经济发达，同海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相继从海外输入的药材品种亦有所增加，丰富了我国药学宝库，各地使用的药物总数已达千种。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分裂、战乱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药物品种及名称混乱，加之《本草经集注》在一百多年来的传抄中出现了不少错误，因此对本草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既是当时的迫切需要，也是本草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了由李勋、苏敬等主持编纂的《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本书的完成，依靠了国家的行政力量和充分的人力物力，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全书卷帙浩博，收载药物共844种。书中还增加了药物图谱，并附以文字说明，这种图文对照的方法.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有崭新的特色，不仅反映了唐代药学的高度成就，对后世药学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该书很快传到国外，如公元731年即传入日本，并广为流传。日本古书《延喜式》还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

    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陈藏器编成《本草拾遗》。作者深入实践，不仅增补了大量民间药物，而且辨识品类也极审慎。陈氏又将各种药物功用概括为十类，即宣、通、补、泻、轻、重、滑、涩、燥、湿十种，为中药按临床功效分类的发端。

    唐代已开始使用动物组织、器官及激素制剂。《唐本草》记载.了用羊肝治夜盲症和改善视力的经验；《本草拾遗》记录了人胞作为强壮剂的效力；而用羊靥（羊的甲状腺）和鹿靥治甲状腺病，则见于《千金方》。酵毋制剂在公元前即有记载，到了唐代已普遍地用于医药，如《千金方》和甄权的《药性论》都对神曲的性质功用有明确的叙述。

    唐至五代时期对某些食物药和外来药都有专门的研究。由孟洗原著，经张鼎改编增补而成的《食疗本草》，全面总结了唐以前的营养学和食治经验，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食疗专书。李殉的《海药本草》，则主要介绍海外输入药物及南药，扩充了本草学的内容，也反映出唐代对外来药物引进的情况和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