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中西医结合进展甚微，究其因由，实是未从基础理论之结合着手。目前较多见的结合形式，主要有二方面：一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一是中药的药理研究。前者在中医证候中似有中医理论之内涵，但若将常见的脾肾阳虚、阴虚阳亢证易为寒型、热型，则已削减中医理论，若改为衰退型、亢奋型，则中医概念已荡然无存，后者则全不涉及中医的医理，存在着“废医存药”的潜在危机。两者均未在基础理论上相互沟通，故无突破性进展。细究之，若能从理论上融汇贯通，才能使中西医牢固结合，形成崭新的未来医学，在这方面，中医理论中的脏象学说应有所作为，兹呈述其因由，与有志于中西医结合之理论研究者共同探讨。
1 脏象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之核心
中医基础理论内容众多，有阴阳学说、脏象学说、病因学说、温病学说等等，其中脏象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它把人体各组织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贯串着整个学说，而不是解剖概念上孤立的脏器；二是脏象理论能全面解释人体的各种生理病理现象，即使是诊断未明，症状错综复杂的病情，中医也都能以脏象学说予以阐释；三是有效地指导中医的临床诊治，直至当今，凡以中医理论指导诊治者，仍宗《医学入门》“脏腑不可不知”的教诲。以脏象学说辨明病变脏腑及其病理性质，并指导立法选方择药，既体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又确实具有临床效应，有其极为重要的实用价值。
故至今在中医理论研究中有所建树者，在阐发中医理论时无不用脏象学说予以指导。脏象学说既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它是否会被现代医学所接受而不被当代基础科学所阐释和充填［1］，被现代科技所淘汰呢？众所周知，科学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旧的学说可以被新的学说所取代，也可进一步得到拓展，中医理论也决不会一成不变的，其中有些中医理论有可能存在着被阐释和充填、取代和淘汰的危机，诸如阴阳学说可以被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所阐释而同化，在病因学说中，六淫外邪理论已被传染病学理论之细菌学、病毒说等所充填而淘汰，七情内因已纳入心理学的网络，六淫七情之病因在西医学中已无一席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可趋向消亡。可以肯定地说，至今尚无有可以取代脏象学说的理论体系，相反它之理论却可充填西医学的某些空缺，并可与西医某些理论相辅相成，更体现它辨证的灵活性和治病的针对性，改变和纠正西医对疾病认识中的某些机械唯物论的缺陷，更加发扬光大。
2 脏象学说是临床诊治的辨证依据
医学理论是在临床实践中不断被发现，由假设向真理迈进而逐渐形成的。脏象学说正是在这一前题下，从粗浅的解剖认识中不断领悟推理而升华。至今仍指导着中医临床。在中医辨证体系中虽然还有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内容，但在这些辨证实质中无不包含有脏象辨证的色彩，诸如六经即以脏腑经络之名予以区分；三焦则包容心肺（上焦）、脾胃（中焦）、肝肾（下焦）的实质；卫气营血辨证也同样如此，含有肺、胃、肝肾等内容，虽然不能武断地认为脏象学说已包罗其他辨证方法，但脏象学说在临床辨证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脏腑辨证的内容虽然在目前尚未被西医公开所承认，但在中西医结合中，也被西医认同而加以利用，目前主要使用于二类三种情况，一类是疑难病，尤其是诊断未明的患者，西医虽开出一大堆检验项目，但治疗常是无计可施，仅能给予一些支持疗法，而参入中医脏象理论，就可辨证施治，对症下药。诸如有些发热待查患者，在中药治疗后热退病除，而西医尚未能作出正确诊断，往往草率诊断为“外感”，实则有不少病人是结缔组织病等“里证”，还潜伏着生命危机。另一类是诊断明确的疾病，则可借助于中医脏象学说于以辨证分型，或分阶段治疗。分型在西医中也已存在，诸如糖尿病分为Ⅰ型、Ⅱ型，它是以是否对胰岛素产生依赖性为依据，然而当今对非胰岛素依赖型（Ⅱ型）也有使用胰岛素而使病情趋向稳定的，无形中对这Ⅰ型、Ⅱ型之划分失去了临床意义。
而脏腑辨证则对不同证候具有质的区分，如对垂体肿瘤的临床辨证，主分为肾精壅盛型、肝肾阴虚型、脾肾阳虚型三型［2］，这不仅有型之划分，且内含虚实、阴阳之质的不同。至于分阶段治疗，如西医治疗糖尿病，在病情好转过程中，仅是随之撤减降糖药物，无其他相应变动，而参入脏腑辨证则随病情之转化，证型也有所不同，显示了它的阶段性，仍以糖尿病为例，大体可分为三阶段：初起口渴症状明显时，诊为上燥证，治以清燥解涸法；待到症状已基本控制而血糖仍高时，诊为气虚血瘀，治以益气活血；待到血糖控制后，治以补肾填精法以除其病根，以祈恢复胰岛功能［3］。又如骨折病人，西医除整复外，主要是靠石膏固定，待其自我修复，而中医主分三阶段，初期肿胀疼痛时，予以活血定痛之剂；待到肿胀消退后，则予以接骨续筋之剂；待骨痂形成后，除加强功能锻练外，予以补益肝肾、强筋壮骨之剂，用药完全不同，这既与病证之病理变化相适应，又有效地促进了病情的愈合，缩短疗程。由此可见，脏象学说在临床诊治中是协助诊断、指导用药的主要理论依据，既可弥补西医理论之不足，又可提高疗效，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