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二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中蕴含着大量科学性的精华，最令人瞩目的是不少理论具有前瞻意识，它给后世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启示。
首先，治疗个体化是当今医学的发展趋势，已引起医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在辨证论治理论的指导下，对疾病的治疗强调“因人制宜”，即根据病人的年龄、性别、体质、生活习惯等不同特点，来考虑治疗用药的原则。证诸临床，同一种疾病，由于患病机体的反应性不同，可出现不同的临床证候，如果用同一种方法进行治疗，往往治此则效治彼则无效，甚至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因此临床必须根据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这就是“因人制宜”的内涵所在，其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显而易见。
其二，体质学说是中医学的一大创见。任应秋教授曾说：“根据天赋体质的差别对人进行分类，中医学可说是最早的，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素问?经脉别论》指出：“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性，以为诊也。”《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也说：“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血不足；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逆顺矣。”《灵枢?通天》还说：“古之善用针艾者，视人五态乃治之。”凡此都对人体体质的差异性以及与诊法、治疗的密切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内经》将人体的体质予以分类，计有阴阳五行分类、形体肥瘦及年龄壮幼分类、性格分类、形志苦乐分类等。中医体质学说的最大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它贯穿于病理、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对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古希腊医家希波克拉底氏（约公元前460～377年）根据人体内各种液体的不同比率，将人体分为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粘液质四种类型的气质学说相较，虽然在提出的时间上大致相仿，但从其内容及学术和应用价值上来看，中医体质学说应该说是处于先进地位，它极富前瞻性，至今仍为中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其三，中医学理论中有关医学气象、时间生物医学方面的论述富有科学的预见。从“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出发，中医学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强调在养生保健上，要顺应四时的变化，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并根据四时气候的特点，分别提出不同的养生方法，以达到却病延年的目的。对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转归，十分重视与气象因素的相关性，如病因学将异常的气候变化称为“六淫”，是属外因的范畴。《内经》还详细论述了五运六气在发病学和治疗学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疫病的发生和流行的影响，至今仍被医家所重视。我们在临床中也深刻体会到四时节气的更替，与疾病密切相关，姑且不谈有些疾病的发生有明显的季节性，仅就病情变化而言，不少患者常在气候突变或逢“二至”（夏至、冬至）节气时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又体质虚弱者由于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较差，遇时令或节气更迭，可诱发旧疾或引起新病，这种情况，临床亦不鲜见，诚如叶天士所说：“交节病变，多属虚证”。更可贵的是，中医治疗学还提出“因时制宜”的观点，并指导四时的处方用药，如解表发汗药冬天宜用麻黄，夏天则宜香薷等等。再者，中医理论早就十分重视时间生物节律与医学的诊断和治疗的密切关系。《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曰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也说：“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阳得阴则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阴得阳解也。”“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等等。这就为六经病的更有效治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另外，用天干地支记时的“子午流注”理论，其在掌握疾病的发生规律和指导临床用药特别是针灸按时取穴以提高疗效上，有重要的作用。医学气象学和时间生物医学作为近现代国际上研究气象因素、生物钟与疾病关系的新兴学科，竟然在中医学中有如此丰富的论述，其前瞻意识自不待言。
其四，医学心理学也是近现代一门新兴的学科，而中医学在这方面早有丰富多彩的记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就有“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说法；《素问?举痛论》亦载：“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中医学还将七情所伤归属于病因学的“内因”范畴，其在发病学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医又以“喜胜忧”、“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思胜恐”等以情制情的方法，治疗情志异常的疾病，此类验案，中医文献中多有记载，这对现代心理和精神疾病的诊治，很有启发，足资借鉴。
其五，中药学的药物归经和引经理论，主要是论述药物对脏腑组织的特殊亲和力，特别是引经药，如柴胡引药入肝胆经，冰片引药入心经等，它具有向导作用，即是能将诸药引入特定的脏器和部位，以发挥方药的更大作用和效果，诚如尤在泾在《医学读书记》中所说：“兵无向导则不达贼境，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吴鞠通《医医病书》中也说：“药之有引经，如人之不识路径者用向导也。”这是古人的经验总结，早在金元时代，张洁古、李东垣、王好古等医家就创立了这种理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亦有记述，近年实验研究已初步证实其科学内涵。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种理论与现代医学近年兴起的靶向学说有不少相通和类似之处，其前瞻意识，难能可贵。
中医学作为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其理论颇具前瞻性，对此我们应引以为荣，值得自豪，而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更没有理由自戕国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