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是同一环境下多元文化共生共存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中医学与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西医学，在中国本土上共生共存时所产生的碰撞，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中医与其他医学交流时，由于各医学之间有文化背景的差异，冲突就很难避免，有冲突就会有胜负，“跨”就是有了影响、统领、凌驾的意思，各种文化的医学之间也就有了“跨”与“被跨”的关系。站在中医学角度来看，这种“跨”与“被跨”的关系就可称之为“中医跨文化现象”。

　　跨文化现象非常普遍，同质文化下各子文化间可以产生，如中国本土文化里的中医文化、道教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汇。更激烈的跨文化现象则常常出现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之间，如中国文化为根基的中医学与西方文化为根基的西医学之间的碰撞和贯通，比同质的中医文化与道教文化的交流所产生的碰撞要激烈得多。

　　中医的理论和技术是以中国文化为其源泉和根基，所以研究中医跨文化现象，自然也离不开中国文化这个根本。而研究中医跨文化现象，其实质是想站在中医角度，回答在全球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跨文化背景下，如何应对与西医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跨文化现象在古代就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但同根文化的基因，为中医加入到各“流”各“家”的碰撞和诘难中去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吸收、融合各“流”“家”的思想精华和学术营养，最终形成了源于各“流”各“家”，又异于各“流”各“家”的“医家”。如中医治病主张“用药如用兵”，“因地制宜”，就和军事文化、堪舆（地理）文化进行了碰撞和交流，并最终为我所用。不过，毕竟文化基因相同，终究不如与异质（外域）文化碰撞来得凶猛和激烈，也很难说清是谁在“跨”谁。

　　异质文化大约在汉唐时期开始进入中国，以佛文化为根基的印度医学“跨”入中医范畴，与以儒教、道教等中国土著文化为理论渊薮（比如“天人相应”、“阴阳五行”、“道”、“气”、“理”等等）的中医交相影响，比如，陶弘景在整理改编葛洪的《肘后方》时就引入了很多印度医学的理论观点，孙思邈在道家里被尊崇为“真人”，可见其道教功底之一斑。中医也在这时开始跨出国门对印度医学产生影响，中医的脉学著作就被译成梵文为印度医学所使用。

　　不管是异质文化还是同质文化，他们之所以能对中医产生影响，大约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异曲同工的作用指向，能取得病人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佛教信徒在当时的中国已极为普遍，它的“灵魂不死”、“生死轮回”、“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教旨，为中国信徒所追捧，同时，这些教旨与中医“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行医旨趣不谋而合。

　　二是能够丰富中医的治疗方法。比如，中医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讲“孝悌”，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轻易毁伤的，导致了创伤性为主的外科学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而外来文化的医学手段能够弥补这些不足，印度的外科、整骨、眼科等手术在唐代已有一定影响就证明了这一点。

　　三是能丰富和完善中医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仅有现有的文化理论已经无法说清治病的原理，必须引进本土同质文化理论和异质文化的医学理论来加以充实。于是军事理论、烹饪理论、堪舆理论等都被引进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而一些异质文化的医学理论也是直接进入到中医理论体系中来，如印度的“医方明”、阿拉伯的“回回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