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学家对人体各脏阴阳有过很多论述，认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心有心阴心阳、肝有肝阴肝阳、肾有肾阴肾阳，依此，脾亦有脾阴脾阳。人体每一脏都有阴阳两个方面，一旦出现阴阳偏颇就会发生病变。

　　脾阴学说的产生与形成

　　对于脾阴的论述，在明代以前的论述较少。《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有“脾气不濡”的的提法；《难经》中有“血主濡之”，濡为滋养润泽之意，泛指阴血，实指脾阴。张仲景对脾阴论治较多，《伤寒论》指出胃热不仅伤胃肠之津，还能制约于脾，使脾不能正常为胃行其津液，传输它脏，致脾不得其养，是为脾约证。麻子仁丸就是张仲景在补脾阴理论指导下拟制的一个方剂，该方有“起脾阴化燥气为主”的作用。此方时至今日，一直为众医家宗为治疗脾阴不足，不能为脾胃传输津液，使大肠传导受到阻而产生便秘的常用方剂。在治疗脾阴方面，还有金元时期的李东垣。有医家在谈及脾阴虚时曾曰：“李东垣后，重脾胃者，但知宜补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东垣认为脾为阴土，主司人体运化功能，能影响人体升与降、燥与湿。故他在治疗脾阴虚方面采用补气升阳、健脾燥湿以滋化源的方法。多用升麻、柴胡、黄芪一类药物。后世医家称其补脾胃学术思想为“补土派”。到了明清以后，阐述脾阴学说的医家越来越多，明代张景岳，不但很重视脾阴学说的研究，并且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创立了一些治疗脾胃阴虚、有较好效果的方法，一直为各医家所应用，如理阴煎、补阴益气煎、慎柔养真汤等。还如张锡纯对脾阴虚治疗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他善于运用山药配伍治疗脾阴证。清代吴鞠通对脾阴也有一定认识，在论述湿传中焦时指出：“有伤脾阳，有伤脾阴……”提出了外邪侵入人体，不但可以伤及脾阳，也能伤及脾阴，在治疗时一定要引起注意。薛生白也曾曰：“心阴虚则易汗，肺阴虚则多咳，肝阴虚则火升，肾阴虚则发热，脾阴虚则便秘。”明确指出了各脏阴虚的辨证要点。清代唐容川也很重视脾阴学说的研究。他着有《血证论》一书，从人体阴阳、脏腑学说上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脾阴的客观存性，在临床上也采用了濡润之品滋补脾阴方法，提出了脾阴虚、胃阴虚的辨证论治方案，补前世医家之未备，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医学的脾阴学说。

　　总之，后世医家在前人对脾脏生理、病理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医疗实践、不断的总结和提高逐渐发展、完善了脾阴这一理论概念。

　　脾阴学说的理论基础

　　脾主人体运化功能，这项功能由脾阴和脾阳协调一致共同完成。脾气的活动以脾阴为物质基础。脾气可以生阴血，统摄血液而固阴，脾阴又可化生脾气。倘若脾阴不足，则脾气功能亦减弱。脾阴有滋生血脉，化生气血，营养五脏六腑及四肢百骸的功能。脾为仓廪之本，营之居也。脾阴虚首先表现为营气不足，而营气又来自于胃，在脾阳的作用下，蒸其津液，化其精微，上升散布运化于周身。

　　脾阴就是藏于脾中之阴津，由水谷精微化生而来。就是有形之营血、津液等体液，它是脾阳的物质基础。如清代名医唐客川认为脾阴就是津液，是西医所述的“汁液、体液”之类。他在《血证论》篇中指出“脾阴……乃吾临证悟出，而借《伤寒论》存津液三字为据，此外固无论据也。”“谷入于胃，有甜肉汁来注以化之，又苦胆汁入小肠以化之，以胃津合并化其谷食。”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出发，把西医所述的各种体液与脾阴、津液联系起来，并与之类比，从而说明脾阴的实质内容，探讨脾阴的物质基础。

　　脾阴学说对临床的诊断和治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医家用以指导自己的医疗实践，虽然方法不尽一致，有的用甘淡之法，有的采用甘润之法，但大多都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实际上脾阴之证在临床上表现十分复杂，如果辨证不佳，往往容易延误病情。故应在脾阴学说的总则指导下，采用不同的方法，灵活机动进行治疗。气阴两虚者，可配益气之品；阴虚化热者，当滋阴清热，适当用一些寒凉之品；湿热内蕴，热极伤阴，用甘淡之品；吐泻而渴者，配以甘酸化阴药物，可使营气上升，精气发散。脾阴虚证，在临床上常用的方剂有参苓白术散。尤其用于小儿疳积、营养不良，伤及脾阴者，效果更佳。临床上还有如资生丸、六神散、大半夏汤、生脉散、玉女煎、增液汤等方剂，根椐不同病情，不同症状加减选用，也往往能取得很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