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中医学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但残弱之躯，未能迅速恢复。十年浩劫期间，中医的前途曾使人十分担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医事业也迎来了春天。特别是全国第六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明文规定要发展我国传统医学，从法律上保护了祖国医学这个国宝。中医事业看见了曙光，中医学的前途是光明的。

    不过，中医事业的前进方向如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医学若不以西医学的方法来整理，难图发展；有人认为，应按中医原有的路子发展；有人认为，应在努力继承的基础之上与现代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发展。我想，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先向历史请教。

    一、历史的回顾

    大家公认《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黄帝内经》为确立独特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历代名医无不取法经典，深研《内经》。可见内经》蕴藏着强劲的生命力、时过两千多年而不衰减其学术光辉，这种生命力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是--朴素的辩证法与医学的结晶。

    《内经》的成书年代，历史学家大都同意梁启超的判断：开始于战国时期，而成书于汉代，非一时一人之作。春秋战国时期正处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之时，也正值我国哲学思想丰富多采之秋。特别是此时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已有惊人的成就。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对古代哲学影响深远的《易经》，此书产生于殷周之际，虽然是卜筮之书，但其中包含着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因素。中医阴阳学说之渊源来自《易经》，虽然《易经》中没有“阴、阳”二字，但已有阴阳对立双方的概念了。《易经》中的“-”与“-一”两个符号，后来都称为“阳爻”和“阴爻”。《国语.周语上》(约春秋时)阴阳之词便出现了：“阴伏而不能出，阳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左传》(约成书于战国初年)以六气二阴、阳、风、雨、晦、明，来解释疾病的成因。而《易传》(约成书于战国末期)有关阴阳的论说就更多了，如“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殷末周初是社会变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所谓“武王革命”的时代，这种社会变动不能不反映到《易经》中来，从而给《易经》带来了朴索的辩证法因素。

    根据周易专家之研究，多数学者认为〈易经》虽然是卜筮之书，应列入唯心主义神学体系之中，但《易经》已有关于对立的观念，关于运动变化的观念，关于不断发展上升的观念，关于矛盾转化的观念等原始的辩证法思想因素。如果说《易经》仅仅有一些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的话，那么成书年代约在奴隶社会崩溃、封建制度确立的战国时的《易传》，其中的辩证法思想，比之《易经》又大大发展了。

    《易经》作者已认定“变”是世界的普遍规律，称之为变化之道。“道”有规律之意，《易传》作者认为自然界自身存在着对立矛盾，并且理解到矛盾的双方，有一方居于主要地位，起着支配作用，还认识到矛盾着的双方，是会互相转化的。还进一步了解到矛盾着的双方向其相反方向转化时，一必须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易传》作者初步认识了矛盾的统一体是可以分为矛盾的双方的，又斗争又统一，才能使事物变化而构成万物。统一性和斗争性的结合组成一切事物的矛盾“日新”运动，从而生成万物，这就是《易传》交感的基本思想。

    《易传》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不论唯物与唯心的哲学家，都各取所需，以建立各自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易传》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未能贯彻到底，在某些问题上不得不陷入形而上学。但《易传》还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承认在意识之外有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主张人们用感觉器官观察世界并认为世界是能够认识的，从而提出“观”的范畴，这是感性认；又提出“知”的范畴，便含有理性认识之意。可见《易传》作者已从感性认识触及到理性认识之边缘了。
 
    战国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时期，老子、墨子、孙子……等都有不少关于辩证法的见解，此外还有惠施与公孙龙子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思想。而《内经》正诞生于这个伟大时期。《内经》作者大量吸取《易经》、《易传》以及诸子的辩证法思想；另一方面吸收《尚书.洪范》含有朴素唯物论的五行学说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数学、地学、农学等学术成就，使之与医学实践的成就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内经》的精髓在于有辩证法思想的内涵，是有辩证唯物思想的医学理论。从马王堆出土的医书来看，其著作年代早于《内经》足证《内经》定型于汉代之论是可信的。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医经七家的集成本，因以《黄帝内经》为主要蓝本，故名《黄帝内经》(这是个人的推论)。汉代名医张仲景运用《内经》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勤求古训”。对经方家的著作，在理论的指导下，“博采众方”，进行筛选与整理，写成巨著《伤寒杂病论》。至此，中国医学从基础到临床的医学体系已经初步建成，这是一个成就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