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药用野生动植物是珍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医药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与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意义十分重大。

    (一)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国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悠久，从神农尝百草到东汉《神农本草经》问世，从明代《本草纲目》到现代《中华本草》的编篡，浩瀚的本草文献深刻反映了我国医药发展和劳动人民开发利用中药资源的丰富经验。

    我国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历程大体可分为4个时期，即：

    起源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

    早在远古时期，我国就有神农尝百草之说。我们的祖先在采集食物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口尝身受，逐步认识到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植物可以治疗疾病，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用的知识，形成了原始的食物疗法和药物疗法。

    古代时期(公元前221?D1840年)。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由采集、渔猎向农业进化，特别是火的发现、文字的出现及陶器的应用，为中药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创造了条件。《易经》有“无忘之疾，勿药有喜’’；《礼记》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聚毒药以供医事”以及“五毒”(石胆、丹砂、雄黄、矾石和磁石5种矿物药烧炼的升华物)等的记载。药物的来源已由植物、动物发展到矿物及人工制品。春秋时期，药物扩大到100多种，如甘草、贝母、枸杞子、苍耳子、芹菜和益母草等已为当时的常用药物。战国时期，我国进入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据《山海经》记载，药物已多达124种，其中植物药51种、动物药66种、矿物药3种和其他4种。先秦时期的医药专著《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及其他典籍，如《书经》、《管子》等，常把医和药融为一体，在阐述医理的同时，对药物性质也有初步的归纳，如有毒、无毒及五味，依稀可见君臣佐使配伍原则，为中医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尤其不能不提的是：为保证药材可持续而充足的供应，我们祖先早已开始将野生动植物变为家养家种。唐朝已建有国家“药园”。人参、山柰、广藿香、薄荷等数十种药用植物的人工栽培至少已有400年历史，麋鹿、梅花鹿的饲养历史至少有千年以上。

    近代时期(1840--1949年)

    这一时期中医药虽然有所发展，但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自西学随帝国主义的枪炮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民国之后，一些人为了富国强兵，崇尚“赛”先生和“德”先生，错误认为中医不科学，要予以废除，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

    现代时期(1949年以来)

    古代中药资源的利用主要是采集、猎取自然界可供药用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虽然也进行有目的的人工栽培或饲养，种类和数量毕竟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强调中医药的重要性，号召对珍稀药用动植物变野生为家养家种。从50年代末开始，中国药材公司等单位组织对几十种药用动物驯化饲养，对百十种药用植物进行栽培研究。如国家科委拨款300万元研究人参的种植技术，使我们今天有大量园参可用。到80年代中期，我国药材栽培面积达580万亩，今天至少又增加了1000万亩，虽然没有准确数字，这只是我们调研后的估计。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的基础上，中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药资源深层次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会效益，为增进人们健康和丰富人民生活发挥了广泛的作用．

    众所周知，2003年的SARS，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了死亡率，使中国死亡率仅为世界平均数的2/3；减少了治疗费用，中医药最高治疗费用仅为西医药平均费用的1/10；几乎没有后遗症，而西医治疗者几乎都有骨坏死。其实，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出现一死上千万人的瘟疫，就是中医药起的作用。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最近研究的结论是：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医药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思想代表了医学的未来方向；中医药与西医药各有比较优势，是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相互取代的人类两大医疗保健体系；中医药在许多多因素疾病、疑难病，尤其是西医迄今尚无针对性疗法的病毒性传染病防治方面具有优势；我国卫生事业不可能采用西方模式，而必须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才能保证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

    因此，保护濒危药用动植物，保障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