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方医学与西医的竞争

    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医学也传入了日本，但真正受到注意并发生影响是在17世纪，随荷兰人进入日本之后。公元1754年京师医官山胁东洋根据西医人体解剖，订正古医籍的错误，撰《脏志》一书，为日本近代解剖学之赁矢，引起一些汉方医学者的注意和研究兴趣。继而，有关西医解剖、生理、临床各科、药学方面的书籍不断问世，使汉方医学家们较广泛地接触西医理论，发现其可取之处，逐渐接纳了西医，并试图将汉方医学与西医相融合，建立新型的医学体系，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汉兰医学折衷派”。折衷派吸收了后世方派和古方派的优点，扬弃其不足并吸取一些西洋医学观点而立论，主张无论是哪一派，只要在临床有效就应选用。开发中药麻醉剂,在世界上最先成功地作了乳癌摘除术的华岗青洲、永富独啸庵，以及明治前期主宰汉方界，被称为幕未明治的汉方巨头浅田宗伯等都可以说是折衷派的代表人物。但到德川幕府的末朝，传统医学的主体与折衷派分开，而出现了考证学派，并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将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其代表人物如山田正珍以及丹波氏家族。此后，至19世纪中叶，日本汉方医学界古方派与折衷派影响较大，前者强调“经验实证主义”，重临床经验而轻视理论；折衷派中则以考证学派居主流，侧重于古文献的考证、笺注，理论上全尊古，无所创见，造成汉方医学学与术的分离，使医术的传授受到很大的影响。至明治以前的幕府末期，名医已很少，加之医学传授方面的保守和神秘主义，引起当时民众的反感和不满。此外，汉方医学与当时急需发展战伤外科、预防医学、集体治疗医学和防疫医学等“群体防治医学”的需要相矛盾，使汉方医学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公元1868年，进入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打破德川幕府推行了200余年的闭关自守政策，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同时在倾向于西洋文化的社会大潮的背景下，医学也转向于西洋医学。汉方学馆被封闭，领导权由西医执掌，片面强调西医的优点，根本忽视两种医学的不同，大力提倡西医，采用西医药分业制度。通过西欧医学教育，大量培养西医师，此时的汉方医学陷入低谷。明治8年以后，双方医学甚至处在法律上难以生存的状态。至此，汉方医学进入了历史上最艰难的阶段。

    自明治8年起，当时以汉方医学的复兴为目标的医药工作者集结起来，纷纷为汉方的存续而进行活动。在20年中汉医先后展开了三次斗争。明治8年至16年的8年间开展了理论斗争，针对政府考试洋医七科的医制改革方案，以浅田宗伯为首的六贤人集会研究，提出了汉医考试6科（开物类理、脏腑经络、究理尽性、众病原机、药性体用、脉病诊治）的修正方案，进行了结社、出版、办校、请愿等一系列运动。抗争的大本营为东京的温知社，主持人先后有山田广业、浅田宗伯及浅井国干等汉医代表人物。到明治15年，温知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大会，温知、赞有（京都）、春雨（熊本）三大学派成立联合会，明治16年温知社和汉医学讲习所的开校典礼等，都是空前盛况，使明治初期温知社运动达到顶点。然而，时间不长，形势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明治16年10月23日，尽管温知社不断地请愿，政府还是颁布了太政官第34号和35号布告，全面实行西洋七科考试制度，《医制》渗透着取消汉方医药的措施。至此专门的汉方医师来源遂告枯竭，使汉医斗争陷入败局。

    此后，汉医虽自明治17年至20年开展治疗斗争以及自明治23年至28年进行议会斗争，继续背水一战，但终因政府与洋医的压制逐步升级，汉医内部又面临森立之、清川玄道、浅田宗伯等核心人物的相继谢世，人心涣散、经济拮据而回天乏术。特别是明治犯年第八次议会上，汉医提出的改正法案，仅以27票之差被否决，至此，汉方存续运动宣告失败。在浅井国干泣血告罪于先祖墓前，最后寂然逝去的尾声里，结束了汉洋医家的斗争史，汉医一败涂地，逐渐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