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方医学起源

    中国医学进入日本的确切时间，目前还不十分清楚。较为公认的是公元5世纪由朝鲜传入，因当时的朝鲜使者为天皇治病收效，使日本学者认识到中国医学的价值并且接受，中国医学便以创汇朝鲜为媒介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的起源。

    公元552年，梁元帝赠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医药书籍164卷到日本，开始了中日医学的直接交流。至隋唐之际，中国由统一走向兴盛，成为亚洲政治、经济、文化、医药等方面的中心，中日两国交往日益频繁。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留学生倭汉直福因等来中国学医，历时15年，于623年学成回国，带回大量隋唐医书。公元754年唐高僧鉴真应邀，携带大批医书东渡日本成功，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此后隋唐、宋代医学及医药著作大量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成为日本医学的主流。此外，当时日本不仅在临床上采用中医药理论与辨治方药，而且医学著作、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等方面均与我国同出一辙。如公元9世纪目丰城天皇出云广贞等受命编纂《大同类聚方》l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脉经》、《甲乙经》等而成。公元10世纪，丹波康赖撰述《医心方》30卷，除以《请病源候论》为主外，还博采南朝、隋唐医药书籍百余种。公元701年，日文武天皇大宝元年，颁布的大宝令，其中的《医疾令》就参考了唐医事制度。该法令为日本最早的医事制度。

    中医日本化阶段

    从公元5世纪以后，日本通过广泛频繁的学术、人员交流不断引进中医药学，然后，从学术、临床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单纯而忠实地加以模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5世纪，正是由于这种踏实地、虚心地、长时间的学习运用，为日本汉方医学的独立发展与形成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5世纪末，田代三喜（公元1465～1537年）入明拜增月湖为师，专攻金元医学，留学12年回国后，首倡李朱医学。适逢当时日本社会盛行宋儒性理学，其弟子曲直做道三大力推广普及，并建立启迪院，教授门徒800余。李朱医学逐渐遍及日本各地，风靡一时。1571年，曲直徽道三代表作《启迪集》问世，该书引用中国医书达63种之多，其内容以引李东垣《脾胃论》、《兰室秘藏》，朱丹溪《格致余论》、《丹溪心法》为最多。但并不拘于金元医家，而是博采众长，首次提出以传统医学的理论，把握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表现，在此基础上察证辨治，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了日本汉方医学独立发展的基础。曲直做道三以后，追随者甚众，其弟子大多成为当时名医。江户前期以及其后约100年间道三学派，即金元医学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日本汉方医学第一支学派，即所谓“后世方派”，真正开始了中国医学日本化阶段。

    日本江户时代（公元1603～1876年），由于社会潮流的改变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宋儒性理学影响渐衰，以伊藤仁斋为首掀起一场儒学复古运动，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取代了阴阳五行思辨合理主义。与宋儒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金元医学，与当时发展的自然科学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加之统治了汉方医界百余年后的后世方派，不仅拘泥于金元医学的空头理论，而且在医疗上也出现滥用温补的弊端。这样不可避免地在医学界也掀起了复古浪潮。其代表人物是名古屋玄医（公元1628～1699年）、后藤良山（公元1659～1733年）、香川修庵、吉益东洞（公元1702～1773年）等，他们认为，古代医学是从纯粹观察和实际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没有掺杂阴阳五行思辨理论，是临床最有价值的。他们把贯穿着阴阳五行论的内经医学视为阴阳医学，把沾染了道教求仙的神农本归为神仙医学，认为他们不能与张仲景的医学相提并论。正是在这种尚古和经验实证思路，建立了古方派的学术体系。尤其是古方派是回表人物吉益东洞所测《类聚方》、《药征》等著作，即是选择《伤寒杂病论》的精髓部分，结合启身经验类编而成，使古方派发展达到顶点。此外，由于“腹诊”在《伤寒论》中多见，故东月四倡导之并将其具体化。东洞之说，不仅与当时社会和医学当回应，而且迎合了日本注重简朴务实的民族心理性格，故很快压倒众说，成了汉方医学之主流，至今不衰。靡至江户中期，古方派与后世方派互相对立，学术争鸣出医目使汉方医学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及溪回派倾向；理论上以《伤寒论》为基本框架，并高度简单化,重方证与“方证对应”；诊断上强调腹诊的重要性；方药上表回单位。终于实现了中国医学日本化的过程，从而诞生了日本传统医学;汉方医学或称东洋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