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国家和民族有关，尤其与民族有关。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历史遭际等等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诗经》和《楚辞》分别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早期代表，周文化的恭谨务实与楚文化的浪漫绮丽，在这两部文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周人和楚人是在不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马平川的岐下周原跟旖旎秀丽的湘沅之畔一定会人们引发不同的想象与思考，并影响着所有的社会生活。当然，华夏文明虽有地域差异，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华夏大地上曾经演绎了太多的悲情与喜剧，但敬畏天地、顺应自然、强调整体，关注人情，主张和谐，始终是我们民族不变的情结。文化原本无所谓优劣，但由于文化与民族的关联，民族的盛衰牵出了人们对文化的评价，似乎强大的民族一定拥有强大的文化，弱小民族的文化一定是落后的等等。此外，不同文化之间有趋同性，也有冲突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长期相处，其间的文化差异会逐渐缩小，但不排除因文化不同而出现冲突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从朝堂之上到乡野之间的文化趋同与文化冲突从未停止过。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文化的趋同性和冲突性也因此强烈起来，甚至出现了所谓“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不同。文化间趋同与冲突的结果是：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减弱。中医在走过两千多年的风尘岁月之后，遇到了来自科学和文化两个层面困难：它的科学性受到怀疑，它所承载的文化受到冷落。所谓“传统的失落”，在中医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因此，怎样看待中医，不仅是一个科学研讨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评价乃至自身精神价值评价的问题。

    未来的中医一定会变化，但其精神内核应该不会变化，也不该变化，否则我们将永远失去这门承载着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学术。因此，无论我们怎样“研究中医”或进行“中医研究”，都不能也无法在中医的精神内核上动手脚。再者，没有亘古不变的科学形态，也没有至高无上的文化价值。学习与吸收一切优秀文化，当然是我们的愿望，但保持与发扬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则不仅是愿望的问题，甚至不仅是责任的问题，而是事关我们自己的精神价值的问题。在越来越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中，没有文化传统，无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而轻视自己文化传统，则一定会被轻视，就像“数典忘祖”的人得不到尊重一样。“把根留住”，不止是一句歌词，也可以是一种告诫。

    (焦振廉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