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传统医德的共同点

    中西传统医德思想，表现出如下的共同特点：

    1.生命神圣论。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西方的毕达哥拉斯也认为：“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当然，中国传统医德的“生命神圣论”，是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宗法观念指导下，感到生命是神圣的；而西方传统医德的“生命神圣论”则是在强调个人价值的基础上产生的。总之，“生命神圣论”的思想，使中外历代医学家把救活人的性命，恢复病人健康作为自己的从医目的，并为此而严格要求自己，从病人的利益出发，提出了许多高尚的医德规范。  
  
    2.朴素的医学人道观念。基于“生命神圣论”，在怜悯同情病人的基础上，产生了朴素的医学人道观念，尽管都未明确表述，但比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道主义要早得多。由于受当时医学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这种良好的人道观念，往往同客观的非人道医疗实践相矛盾。    
 
    3.古代的医德思想。主要是以个人誓约的形式或散见于医学论著之中，其中大部分是个人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主要用来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和对弟子言传身教。      　　　
　　　
    4.封建宗法思想和宗教神秘思想对医德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使之带有一定的宗教神秘色彩。这是由于当时医学科学不发达，人们把疾病看作是“天”、“神”或“上帝”对人的惩罚的缘故。
         
    (二)中国传统医德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使中国医学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本身的认识，都贯穿着整体观。《黄帝内经》的辩证观，就是朴素辨证法在医学上的典型体现。在医德要求上，也反映了这种整体综合，天地人相感应的观念。中国历代医家都提出过，在为病人治病时，要联系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及人体自身的情况进行辩证分析，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因证而异的行医要求。中国传统医德内容丰富、高尚。对待医学事业，强调“敬业乐业”的志向；对待病人，强调“不分亲疏贵贱，全力救治”的“博施济众”的思想；对施治，强调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利禄，强调“不图报酬”的重义轻利精神；对待同道，强调谦虚谨慎，尊重同行的品格，“年高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对待宗教迷信，有“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信医不信巫’等唯物主义科学观。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整体价值，即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是统一的，个人应对社会更多地尽义务，这种观念成为医德的重要规范要求。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为的就是“令民有所避就”。中国传统医德受到全社会的重视，称医学为“仁术”。行医宗旨是“济世活人”。“无

    恒德者，不可以为医”，还特别强调“内省”和“慎独”的修养方法。       

    (三)西方传统医德的特点
    
    从古希腊起，西欧民族注重对自然的探索，认为对人体本身的探索，不仅是发展医学的要求，也是医德要求。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对古希腊医学进行了系统概括和总结，提出了“四体液”病理学说，《希波克拉底誓言》在西方医德的发展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誓言》中充分体现了医生对患者的同情心、义务感，对医生也提出具体的医德要求。古罗马医生盖伦，在解剖学、生理学等方面做出了贡献。在医德方面也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思想，主张医生应该爱人类，不应该爱金钱；应该立志献身医学，不应发财致富。  
      
    西方的思维方式重逻辑，重分析，突破传统，探求真知，被认为是道德的苏格拉底的“知识即道德”的观点，对西方传统医德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西方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为代表的古代医学，提出了最初的病微学思想。由于当时欧洲宗教神学居于统治地位，医学和医德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神学的“婢女”，陷入神学目的论，包括古代朴素的医学人道观念也和神道观念纠缠在一起，披上一层宗教外衣。在宗教神学看来，上帝的意志就是善，医生行医也必须服从上帝。   
    
    西方价值取向是以个人为中心，尤其文艺复兴之后，认为个人具有最高价值，这对于宗教神学无疑是个冲击，其医德观念也表现为特别尊重病人的个人健康权利。但是，忽视整体社会效益的倾向伴随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