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医德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汉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

    （一）“天人合一”、追求和谐的参与精神

    一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孕育一定的文化。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山河壮丽的大国，东濒茫茫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是险峻的高原，中间是一片丰腴的开阔平原。在这地处温带、亚热带的肥田沃土上，极宜于农作，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祖先以农为主与大自然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商灭夏，周灭商，王朝可以更替，部落可以迁徙，但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在古代，经济结构是分散的、自发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物质再生产模式，范围狭小，水平低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一切顺应着自然，依附于自然。人们的生产活动，被看作是顺乎天地、燮理阴阳，以耕作来参与、协助自然界化育万物的过程，诸如，观测天象是为了预知阴阳消息；岁时祭祀是为了攘除阴阳灾异；吟诗作赋是为了“助人君顺阴阳赞化育”；论道经帮是为了阴阳和合以维持阳尊阴卑的统治秩序；医治疾病是为了人体内部阴平阳密。总之，是讲求“天人合一”，崇拜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转而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国家的一统局势，赞赏处世的中庸态度，注重群体的作用和价值，乐天安命，求实务实，强调修身、内省、慎独的求善精神。这种依附于自然的参与精神，较少探求自然奥秘的意识，造就了人们朴实、正直、忍辱负重的被动依附心理，使得宗法思想得以长期延续下来。     

    （二）聚族而居，血缘情感与实践理性融为一体     

    我国进入文明社会，走了一条具有东方特色的特殊道路。在跨入文明时代门槛时，没有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彻底清算氏族制，是带着氏族制的脐带前进的，统治者得以利用氏族制并将其发展为宗法制，氏族就是以血缘关系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由于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因此，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血缘关系仍然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这种以血缘纽带相联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必然产生血缘情感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即情理合一的情感方式。人们聚族而居，彼此都是同宗共祖的子孙，加上不同宗族之间的互相联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个姻亲关系的网络，从而形成一套讲究血缘关系和家族中尊卑贵贱、长幼有序的道德规范，使情感的表达不能越出宗法道德所限定的范畴。所以，血缘情感与实践理性是融为一体的。在情感类型上，由于家国同构，孝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并将父子关系推及君臣，“移孝作忠，移悌作顺”，由父为子纲衍生出“君为臣纲”，唯上是从，君惠、臣忠、民顺，即是父慈、子孝、妇从的写照。这种情感方式还推及政治法律等范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即是具体例证。   
 
    （三）强调整体的作用与价值，部分与整体交融互摄
     
    中国数千年大陆的、农业的、血缘宗法制度的文化，造成了中国人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和观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由于个体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为了自身的生存就必须注重发挥群体的力量。因此，认为个体的切身利益与氏族之祸福息息相关，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义务重于权利，整体利益重于个体利益，使人们形成了朴素的、笼统的整体观念，强调整体的作用和价值，部分与整体处于交融互摄之中。 
   
    （四）崇古、重人伦道义     

    由于中华民族依赖血缘关系相维系的社会关系的高度稳定，使人们日益把传统神圣化、绝对化，造成了中国古代普遍的崇古倾向。因此，(1)在价值取向上是推崇传统的。认为社会道德风尚好，便说“纯然古风”，认为社会道德风尚不好时，便认为“世道不古”，“人心不古”’“士风不古”等等。(2)在实现价值的行为准则方面，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压倒了一切，渗透了一切。从孔子的“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求仁，无求生以害仁”，到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再到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无不是以道义为重。道义高于功利，倾心于对善的体认与践履，重在人格上的反求诸己，自我完善的满足，造就了代代不为一己之利而为天下大同不惜肝脑涂地的志士仁人，养成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当然，统治者也利用这些作为进行精神压迫和物质剥削的理论依据。、(3)在价值评判方面，以宗法社会的传统为尺度。在经济领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道德领域以孔子所论是非为是非，一切遵从于“礼”。(4)在价值理想方面，倡导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君子之风，追求“人人皆可为舜尧”的至圣贤达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