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蔚文,汉族,1931年12月11日在广州出生,广东省南海县大湾乡人.任广州市荔湾区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出身于一个归侨家庭，其兄杜明昭是位很有名气的中医。由于受兄的影响，立志济世活民，乃在1931年投考广东省中医药专科学校，历时五年，于1936年毕业。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抗日战争开始，随后广州屡受日机滥炸，人心惶惶，多人疏散离市。1938年10月中，广州沦陷，举家迁回家乡，由于生计困难，便在家乡悬壶。一年后返回广州，在广州市龙津东路租屋自设诊所，执业中医。龙津东路，医生荟聚众多，名医亦不少，要在这里立足，如无真才实学，谈何容易。其时正当日寇横行，盗贼如毛，人民生活朝不保夕，疫病流行。家父意识到，要真正做到济世活民，只凭学校的知识永远不够，也难以应付众多的时行疫病，遂在诊余与杜明昭、陈少明等向朱绍东博士、徐翼侯医师学习西医。希望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可以加强治疗效果。从此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治愈了不少疑难重症

    杜蔚文医生医德高尚，临症时胆大心细，关心病人无微不至。面对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当时疫病流行，他深有感触，甚为同情。因此他对贫苦患者，不但不收诊金，还赠药，有的则贴钱给病人执中药。亦有危重的病人不能来诊，在日军戒严期间，他还冒着声明危险，避开岗哨，到泮塘、西场一带为重病者诊治。又如当时居住在龙津东路财神庙的陈某一家，因为家里三口人同时患呕吐、腹泻二天，由邻居前来找杜医生到陈某家中诊。杜医生去到陈某家中看到着三人上吐下泻，呕出物呈米汤样，大便亦呈米汤样，病人极其口干、少尿，有时抽搐，烦躁不宁，眼眶下陷，四肢寒冷，皮肤干燥，无弹性，病症危重。杜医生即诊断为霍乱病，他不怕传染，即回家取来药物，立即为病人静脉推注葡萄糖、生理盐水。一日多次，并开中药煎服。由于陈某家景贫困，因此杜医生分文不收，并贴钱给陈某执中药。经多日的治疗，终于挽回陈某三口人的性命。至今陈某的后人不忘旧恩，每每感谢不迭。由于杜医生医术精湛，为人敦厚负责，不论贫富亲疏，同样热情细心诊治。因此不少人远道前来就诊，每天晨早便有数十人在门口等候，有时日诊病人百人次以上。对贫困者一律赠医施药。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龙津路，一篙撑二渡”（“篙”是指高健伯医生，“二渡”是指杜蔚文、杜明昭医生）。由此可以看到杜医生在群众中的声望极高。
 
    为提倡中西医结合，抗战胜利后，杜医生与其兄杜明昭、张公让、潘静江、杨子昭、张景述、丘晨波、朱师晦、吴粤昌、卢觉愚等中西医生，在广大路张公让诊所成立了中西医学研究社、广州分社，共同探讨研究中西医结合的途径，及进行学术经验交流。杜医生并在当时的中医公会担任监事工作，为振兴中医的剂型，使其更符合科学化，又与杜明昭、丘晨波、吴粤昌、张景述等人，在星群中药提炼厂（即今星群制药厂前身）发起中药剂型改革，把一些常用的中药成方制成流浸膏，方便了使用者的服用。

    1949年广州临近解放,杜医生曾前往香港,执业中医。在广州解放后,他看到党政府真心实意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人民真正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这些变化,使他深深感动。于是在1950年毅然返回广州龙津东路,继续执业中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在1952年至1953年,他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参加了广州市卫生局举办的中医学习西医班。1958年杜医生主动参加到到国家医疗单位?D?D西区人民医院（荔湾区中心医院的前身），任职中医。当年被选为荔湾区人民政协委员，后来又当选为广州市第七和第八届人大代表。1959年2月至6月，他在南京中医学院针灸师资进修班结业。1960年受上级委派到石井公社指导基层医疗工作。当时每天上午要在区医院门诊工作，下午即到石井公社医院指导基层医生工作，到了晚上还要举办针灸学习班，讲授有关针灸课程，学员多达六七十人。其中不少是现时期的省市名医。每日往返两地，虽然辛苦，但他毫无怨言，反而为能培养新人，推广针灸，服务工农感到高兴。

    1976年荔湾区卫生局举办西医学习中医验证班,指定杜医生与一班中青年的中西医生运用西医的辩病,中医的辩证施治,治愈了不少疑难病例,并撰写了不少论文和经验介绍。由于他在临床工作和学术上的成就，1977年晋升为主治医师，1978年12月由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授予广东省名老中医光荣称号。1981年又再被提升为主任中医师。几十年来他兢兢业业，活人无数，在广州市享有很高的声誉。1985年12月广州市人民政府给他颁发了“从事中医事业48年，发展中医事业，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作出贡献”的荣誉证书，以资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