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继承老中医经验，作为党和政府中医工作政策之重要内容，指导中医工作已经40余年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老中医经验对中医学术发展，究竟有什么重要意义，鲜有系统探讨者。笔者拟从中医古典文献的实际状况，文人治病对中医学术的负性影响诸方面加以探讨，以期引起同道们的注意，并加强文献临床价值的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这一困扰中医学术发展的关键问题。偏颇不当之处，尚祈同道不吝赐教。

    1　理论?D实践脱节与文字之医

    理论?D实践脱节，即书本上的知识，包括教科书知识，并不能完全指导临床实践。这是中医学术发展未能解决的首要问题。形成理论?D实践脱节的因素比较复杂。笔者认为，分析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研究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尤其是正确剖析文人治医以及对中医学术的影响。

    迨医巫分野后，中医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随着文人治医的不断增多，中医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因为大量儒医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医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文人治医，繁荣了中医学，引进了学术争鸣，促进了学术发展。

    通医文人增加，对医学发展直接作用是形成了以整理编次医学文献为主的学派。如许叔微、王肯堂、张景岳、沈会鳌、徐大椿等，他们步人医林之前均为享誉文坛的文人。由于儒家济世利天下的人生观，促使了各阶层高度重视医籍的校勘整理、编撰刊行，以使之广为流传。

    文人治医对中医学术的消极影响约有以下诸端：

    1.1　尊经崇古阻碍了中医学的创新发展

    两汉后，在儒生墨客中逐渐形成以研究经学，弘扬经书和从经探讨古代圣贤思想规范的风气，后人称之为经学风气。

    这种学风对医学之影响自宋代始已十分显著，严重地束缚了医学的发展。近人谢利恒曾指出：“儒家所谓道统者，移之而用于医者，于是神农、黄帝犹儒家之二帝三王，仲景、元化犹儒家之有周公、孔子矣。于是言医者，必高语黄农，侈谈灵素，舍是几不足与于知医之列矣。”一语道中了儒家尊经崇古之风给中医带来了的影响。宋以来，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几乎均以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的注释与发挥为主要形式，于解释不通，已见有悖之处，宁可提出所谓错简，脱衍等故，也不敢自立新说。

    医经研读、类编、校正、考据、荟萃、发微、问难解惑、钩玄构成了当时医学著作的主体。如徐灵胎所说：“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于古法”，经典著作乃“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尽管这些文献的整理对文献保留作出了贡献，但成为一种时尚，则将习医者带入尊经泥古的误区。儒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一直成为医学写作的指导思想，这种牢固的趋同心理，削磨、遏止了医家的进取和创新。

    尊经泥古带给医坛的是万马齐喑，见解深邃的医家亦不敢自标新见，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医学新思想的产生困难及产生后易受抑压，也导致人们沿用陈旧的形式来容纳与之并不相称的新内容，从而限制了新内容的进一步发展，极大地延缓了中医学的发展。

    1.2　侈谈玄理，无谓争辩

    我国现代科学的前辈任鸿隽先生在《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中指出：“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鹜于空虚而行避实际。”一些医学家受理学方法影响，以思辨为主要方法，过分强调理性作用，心外无物，盲目夸大了尽心明性在医学研究中的地位，对医学事实进行随意的演绎推理，以至于在各家学说中，渗杂了大量的主观臆测，似是而非的内容。无谓争辩中的医家，所运用的思辨玄学的方法，使某些医学概念外延无限拓宽，反而使内涵减少和贫乏，事实上思辨只是把人引入凝固的空洞理论之中。这种理论似乎能解释一切，又一切都解释不清。它以自然哲学的普遍性和涵容性左右逢源，一切临床经验都可以成为它的诠注和衍化，阻碍和束缚了人们对问题继续深入的研究。理论僵化，学术惰于创新，通过思辨玄学方法构建一些理论，不但没有激起后来医家的创新心理，反而把人们拉离临床实践的土壤。

    如薛立斋、赵献可的“肾命说”，孙一奎的“三焦说”，张景岳对朱丹溪的无谓争辨。实际上，三焦、命门之争，玄而又玄，六味、八味何以包治百病？

    1.3　无病呻吟，附庸风雅的因袭之作

    “立言”的观念在文人中根深蒂固，一些稍涉医籍的文人，悠哉闲哉之余，也附庸风雅，编撰方书，有的仅是零星经验，有的只是道听途说，或率意为之，东拼西凑的因袭之作。对此，有一些医家也曾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