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 明代是我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我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我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3）近代时期

    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西医药日渐传入中国，中药独撑门户的局面被逐步打破，但晚清时期，中药材生产和资源开发利用仍有较大的发展。当时的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和甘肃等地的中药材生产已具相当规模。从国内医药市场看，虽然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医院、诊所、药厂，建立西药房，但国内药品销售仍以中药为主，经营的药材仍达500多种（植物药410种，动物药66种和矿物药46种），其中常用中药材233种，较常用中药材146种：不常用中药材147种。民国初期，中药材出的口量比较大，1912年和1923年《中国年鉴》记载：1906-1910年，每年中药材出口价值达200-400万港币；1917-1920年，中国销往香港、澳门、泰国、南洋各国及朝鲜、日本的中药材，平均每年价值340万港。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腐败，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很大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争交通阻塞，国内运销和出口中断，中药材的产量直线下降。以东北地区为例，抗日战争爆发前（1931-1936年），人参、鹿茸、细辛、五味子、防风、木通、黄芪、甘草等49种主要中药材年产量为8000-11000吨；抗战时期（1937-1945年），年产量下降到6000-6500吨；抗战结束后，年产量继续下降到1100-2500吨。药材惨淡经营，药店纷纷倒闭，以北方药材集散地祁州（安国）为例，当地原有中药店1500多家，抗战期间仅剩70家。这一时期，中药业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中药的经营管理、中药市场的供求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中成药生产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40多年来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由单纯的经营、收购转向多学科。多部门协同配合，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利用。民族药、民间药和海洋药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拓宽了开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