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医改，卫生部青睐“英国模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则偏好“德国模式”，不同模式选择的背后，牵涉到的是部门权力与利益的博弈；而回避部门之争的最佳方式，是提高公众的参与度。

    有媒体报道称，卫生部官员透露，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比较青睐“英国模式”，该模式将成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蓝本；随后，又有报道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议采用“德国模式”，这一模式更切合我国实际。

    从表面看，这仅是一个医疗体制模式的争论，是改革路径和目标选择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从我国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的背景分析，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英国模式”是一种全民福利模式，医疗资金由一般税收渠道筹措，由医疗主管部门分配给医疗机构使用，并进行监管。“德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保险模式，资金由社会基本保险系统筹措和监督使用，与医疗机构形成一种制约关系。由此可见，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选择不同的模式，将决定不同政府部门在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或许才是各部门倾向于不同模式的关键所在。

    医疗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资金筹措方式、医疗机构设置、药品医疗器械生产流通方式、监督管理体制等等许多复杂问题；在我国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还十分巨大的情况下，改革目标也具有多样性；涉及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无论是总体改革还是局部政策调整都十分困难。因此，改革方案的制定需要谨慎从事。在改革方式上，就需要处理好公众参与和专门机构决策的关系问题，解决好国外经验与国情的关系问题，切莫让部门利益扭曲了改革。

    提高公众参与度

    这是改革成功与制约部门之争的关键

    医疗体制改革是一项关系全民福祉的大事。改革成功的标准，在于是否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不同阶层、群体对改革的目标诉求不一，关注点不同，希望改革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难免站在各自的角度提出意见建议。这就需要各阶层、群体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让人们在观点碰撞中相互理解，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也为以后的实施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由多个部门参与组成的工作机构来制定改革方案，有利于克服部门利益博弈对改革走向的影响，但从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看，各部门关注的往往不是方案的优劣，而是本部门的职权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仅有多个部门的参与是不够的，要最大限度消除部门利益博弈对改革的影响，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保障制度，也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走民主化决策道路，用社会力量制约部门利益博弈，防止最终方案成为部门利益妥协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