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研究中医药学史所依据的文献，基本上是传世文献，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上古的出土文献，特别是简帛文献的问世，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上古中医药学史，因为简帛中有大量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医书，且绝大部分的成书时间都比传世中医药文献早，所带来的信息强烈地冲击着传统观点。传世医籍最早者是《黄帝内经》，[1]而简帛医籍中有不少都比它早，并且，仅马王堆医书中，就有不少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的医药学文献，如：《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古经脉学著作。《脉法》和《阴阳脉死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古诊断学著作。《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著作。

    经脉学是中医学的基本学说之一，《黄帝内经》中所讲的经脉为十二条，此学说一直沿用至今，而简帛经脉学书都只讲了十一条经脉，较《内经》缺少一条“手厥阴脉”。不光说明这些经脉佚书是较原始的著作，同时说明我国的经脉学说经过了一个较长的产生发展过程。

    从大量的简帛医籍可知，至少在秦汉时期，我国的传统医学已建立起内科、外科、妇科、房中、导引，及兽医、法医等医学学科，同时，简帛医籍还给我们展现了解剖学、诊断学、临床医学等各个方面的生动画面，如《五十二病方》中治一种叫“牡痔”的痔疮的以下两个方子：

    有蠃肉出，或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空（孔）其中。囗之，疾（灸）热，把其本小者而戾绝之，取内户旁祠空（孔）中黍、燔死人头，皆冶，以（脂）膏濡，而入之其空（孔）中。（239～240）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枣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以小绳，剖以刀，其中有如兔（菟）实，若有坚血如末而出者，即已。令。（244～245）以上二方给我们展现的是当时外科治疗痔疮的活生生的画面。这些，显然为临床医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生动的历史资料。

    简帛医籍中，还有关于药物价格的资料，显得十分宝贵，这在传世的早期医药典籍中是没有的。例如《武威汉代医简》91甲～91乙：“牛膝半斤，直（值）五十；卑囗半斤，直（值）【廿】五；朱（茱）臾（萸）二升半，廿五；方（防）风半斤，百；慈石一斤半，百卅；席（V）虫半升，廿五；小椒一升半，五十；山朱（茱）臾（萸）二升半，直（值）五十；黄芩一斤，直（值）七十；黄连半斤，直（值）百；囗囗二斤，直（值）廿七。子威取。河半斤，直（值）七十五；续断一斤，百。子威取。囗囗囗取药凡直（值）【九】百廿七。”这里每味药都有价，最后还记有取药人和总价。这些药价资料，显然在中药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中药中有不少外来药。外来药最早是从何时开始输入我国的，传世文献中所反映的最早时间是六朝。而现在出土简帛文献的问世说明，外来药开始输入我国的时间实际上要早得多，下面，以简帛中出现的“薰薄薄稗沽倍名为例以说明。[2]

    先说“薰薄薄湾汉简第6号木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记载了汉王朝当时设置在东南地区的一处大型兵站的武器装备及其它军用物资情况，逐项详列其名称和数量。木牍的反面第四栏记载了这样一种物品：“薰硕贰！[3]这里的“薰保即薰陆。又写作“被颉薄倍形。牍文“蔽“毒”的省笔字。毒，定母、觉部；陆，来母、觉部，二者韵相同，声同为舌头音，故“毒”通“陆”。薰陆是一种药物，也可作香料，为橄榄科植物卡氏乳香树的胶树脂。从传世文献来看，“薰陆”一名最早见载于梁.陶弘景《宴通记》，其次是宋.苏颂《本草图经》。此物在本草书中多有记载，且又名较多。其主治功用是止痛长肉、调气活血、治跌打损伤。上引6号木牍所记该物为军中藏药，显然是战备药物。薰陆中土不产，产于红海沿岸至利比亚、苏丹、土耳其等地，是外来药。由上引木牍原文可知，此药汉王朝设置在东南地区的大型兵站也仅藏了“八斗”，显然是藏于武库的极其珍贵的军用药品，说明由于薰陆来自遥远的西亚，非常难得。

    接下来说“薰力”。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出的西汉武帝、昭帝时期的纸文书中，有3件包裹药物的纸张，纸面分别写有所包药物的名称，其中TO212④：2为“薰力”二字。[4]这里的“薰力”，亦即“薰陆”。力，来母、职部；陆，来母、觉部，二者声相同，韵相近而旁转，故“力”通“陆”。所谓“置”，即传置。汉代的悬泉置，是建立在河西走廊要道上的一处供传递邮件、传达命令和接待宾客用的综合机构。据发掘简报言，悬泉置遗址中有大量关于古西域国和部落人员过往的记载，所载西域国和部落有的甚至位于喀什米尔、咸海、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等中亚以远地区，说明广袤的西域地区与悬泉置交往极为频繁，自然也说明悬泉置的“薰力（陆）”一药的来源与西域有密切关系，即是通过西域输入的。
 
    尹湾汉简第6号木牍的写成年代是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悬泉置TO212④纸文书的写成时代在武帝、昭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74年）。由此可知，以上两处汉代遗址的发现，将“薰陆”一药的记载至少提前了300年，说明至少在西汉早期，此药就已输入了我国；同时也说明，在我国的对外交流对外贸易中，药物的流通输入很早就开始了，此点远比传世文献所记载的要早。故在简帛文献问世的今天，外来药特别是早期外来药输入史看来应当重写。

    传世的最早本草书是《神农本草经》，共记载了365味药物，过去人们也一直以为这就是上古时期药物的总数。而简帛医籍中共有717个药物名称，表示420味药物，明显超过《本草经》365味的记载，充分说明先秦两汉（且主要是先秦）入药的数量绝不止《本草经》所述的范畴，传统观点自然需要修正。[5]

    简帛医籍药物名中，见于传世文献者为324个，不见于传世文献者为393个，后者超过前者69个，占了整个简帛药物名称的54.8%，这是过去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这说明上古时期（特别是先秦西汉时期）药物名称还处于通用名没有怎么形成的阶段，有很多药名没有能流传下来。仅《五十二病方》中不见于传世文献的草部药名就有很多，例如（括号内为该药在传世文献中的名称）：行76、259：麋芜本（芎）。行372：白衡（白英）。行68：合卢（奄闾）。行458：茎（莓茎）。行419：陵叔（菱）。行368：茈（柴胡）。行341：亭（亭历）。行251：卢茹（茜草）。行290：戴郏黄耆）。行109：芨（地肤根）。行255、257：骆阮；行257白苦；行257：苦浸（均为苦参）。行60：橐莫（鬼臼）。等等。这些原来我们不曾知晓的名称，显然是本草史研究的极重要内容，仅就此而言，中药学本草史特别是上古本草史就应该重新写。

    限于篇幅，例证不能再举，然以上论述已充分说明，简帛文献在中医药学史的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批文献的研究，重新审视上古时期的中医药学史。

    [1] 《黄帝内经》的主体写成于先秦西汉，另有少部分写成于东汉及六朝。

    [2] 以下论述从略，请详拙文《西汉遗址发掘所见“薰毒”、“薰力”考释--兼论“薰陆”一药的输入》.中华医史杂志.2001，（4）：207-209.

    [3] 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5）：4-20．

    [5] 此点及以下请详见拙著《简帛药名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拙著对简帛医籍中的药物名称进行了尽可能穷尽性的整理，并对每一个不见于传世文献的简帛药名进行了尽可能的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