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民族植物学现状

    1、前言

    民族植物学最早由美国植物学家哈什伯杰(J. W. Harshbeger)于1895年提出，当时的学科的定义是“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在廿世纪三十年代，生态学原理和概念被引入民族植物学，将民族植物学重新定义为“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R. Ford, 1978)。民族植物学为西方工业国家在新大陆寻找和调查植物资源、收集当地民族有关植物利用的知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为工业发展提供过许多新的植物原料，为研发新药新产品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原型”，从而源源不断地开发出许多重要的天然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纤维、色素染料等；为农业革命提供新的遗传育种材料和新型栽培作物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到上一世纪中叶，全球植物资源的总量逐年下降，森林砍伐、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传统知识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内容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转移，由早期的从传统知识中寻找资源和信息，为工业生产提供可开发资源的研究工作，转移到研究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等方面。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跨学科领域。它建立在植物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学、语言学、药物学、农学、园艺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之上，横跨这些相关学科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专门研究领域。经典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主要从事民族植物学的调查、记载、编目和分析评价。现代的发展趋势已将民族植物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应用发展阶段，为现代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服务，为社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支持。当今世界上99％的植物遗传资源、95％以上的热带雨林和几乎全部传统医药知识都是直接掌握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手中，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文化史中，正是他们利用、保护并发展了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今后他们仍将是保护与使用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主人，他们的智慧和权益理应受到现代社会的尊重与保护。作为源出于世界各地原住民知识的民族植物学知识，对于急剧转变中的现代社会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植物学已经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农村社区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与途径。

    国际社会十分关注和支持民族植物学的发展。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共同发起和实施的《人与植物行动计划》于1994年正式启动。在亚洲、非洲、中美洲等地开展应用民族植物的定点研究、能力建设和民族植物学系列出版物的编写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植物学在全球的发展，把民族植物学的经典研究引向应用研究，为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开辟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近年来，该项目在组织民族植物学高等教育教材编写、非洲和喜马拉雅地区药用植物保护与利用、非洲木雕业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和社会林业等若干重要领域都起到了方向性引导和方法研究及传播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2、发展简史

    民族植物学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被介绍给我国读者。由本文作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发表于《热带植物研究论文集》(1982年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盛诚桂先生撰文介绍民族植物学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刊于《植物杂志》1983年第1期；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译人类学词汇》一书，把英文Ethnobotony 词条译为中文民族植物学。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发展是建立在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之上，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经历了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发掘中草药的群众运动，中药材资源普查，民族药调查等一系列多学科、专业队伍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广大科技人员上山下乡等运动，在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在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植物学应运而生，得以逐步发展起来。目前，民族植物学研究已遍及到多个省市自治区(大多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内容已从经典的调查编目描述性研究发展到应用性和定量方法研究，如在新药开发、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社区发展、自然保护、山区扶贫等方面的研究，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国外同行的重视。

    民族植物学研究活动在我国最早起始于云南省西双版纳这一多民族聚居的热带森林地区。时任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的本文作者，在多年从事植物学调查、采集、中国植物志编写、中草药普查、南药代用品研究、国产美登木抗癌研究等一系列科研工作中，逐步领悟到民族植物学的深刻学科内涵和研究方法的新颖，出于一种对科学新知的追求和对民族民间知识的崇敬，开始进行民族植物学的探索。在此过程中曾得到蔡希陶、吴征镒、俞德骏、陈封怀等著名植物学教授和美籍华裔植物学家哈佛大学胡秀英博士的热情鼓励、支持、指点迷津，从此走上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探索之路。在此过程中，创业之艰辛、工作条件之困难无须详述，全凭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一直坚持下来，感谢时代赋予的重任，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国内外学界朋友的支持，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和参与，民族植物学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成长。

    标志着我国民族植物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研究室的成立。在1987年中科院云南地区生物学研究单位体制调整时，中国科学院决定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同年，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举办了中国首届民族植物学培训班，邀请美国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民族植物学实验室主任福特教授（Richard Ford）主讲“民族植物学原理和研究方法”；本文作者主持并主讲“民族植物学在中国”；陈重明教授应邀主讲“本草学”。同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基金项目--《滇西北集市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得以起动。

    1990年第二届国际民族生物学（Ethnobiology）大会在昆明召开，会议由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主办，会议的主题是：二十一世纪民族生物学的挑战。参加会议的代表370余人，分别来自五大洲37个国家。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云南举办《亚洲地区民族植物学培训班》。在陈山校长的指导下，1995年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植物学研究所正式在呼和浩特市成立。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山地发展中心在昆明和西双版纳举办了《应用民族植物学培训班》。在1990年至2001年期间，与民族植物学相关的十多个国际会议和培训班相继在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和新疆举行。这些国际性会议和培训班的举办，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民族植物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