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6日15时举行的全国人大辽宁代表团分组讨论会上，看病难，特别是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成为热点话题。

    而医疗问题也是全国两会中老百姓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看病难难在哪？如何解决？本报特派北京记者在全国人大分组会后采访了人大代表董令贻。

    决不是医院一家之事

    记者：您既是人大代表，又是医院院长，您对看病难、看病贵应有不同角度的理解。

    董令贻：其实所谓看病难是因为看病贵引起的。我感觉，在看病难问题上，医院在代人受过。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董令贻：现在政府对医疗的投入逐年下降，而医院要发展要生存，要在市场环境下生存，这些都需要钱，那么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医院能怎么办？只好去市场上赚，其实就是在病人身上赚。

    而医院并没有如老百姓想像的赚那么多，因为经过一个环节下来，药价、设备的价钱已经很高了，医院再要赢点利，到老百姓那里，这费用就高了。

    记者：涉及哪些环节？

    董令贻：药价高，医院的成本就高，而药价不是医院能控制的，它属药监局管理。

    另外医疗设备方面，设备很多是进口，加上关税后价格就比原价高出好多，这也不是医院可以控制的。

    记者：医院要降低成本不是医疗机构一家的事。

    董令贻：对，要解决看病难问题，决不是医院一家之事，这需要国家从全盘调整，医疗改革也要全面，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政府与医院要分清职能

    记者：现在沈阳和平区已经建了平价医院，您觉得这是解决看病难的有效方法吗？

    董令贻：建平价医院是好事，但几家平价医院一定满足不了那么多老百姓看病的问题，特别是乡镇百姓。

    我想，一方面要建平价医院，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社区医院、乡镇医院的建设，特别是社区医院的建设。

    然后还要实行医院分级制。大医院看大病，一般病在社区医院和乡镇医院看，做到医院职能分开；同时加大政府对医疗的投入，不能什么资金都由医院自己解决，做到政府与医院的职能分清。我想，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首先要解决好这两方面的事情。

    免费医疗在中国为何就行不通

    在3月4日上午举行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在被问及印度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时说，印度在1949年就建立了这一制度，“但这个免费医疗制度是低水平的，治疗手段简陋，药品廉价”。在高强看来，就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言，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是行不通的---“如果再建一个特别低水平的保障制度，老百姓也不会满意，但是建高水平的，无论如何做不起来”。他还表示，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是医疗保障体制上的主要问题，这个机制不转变，民众看病贵的问题就很难解决。(《新京报》3月5日)

    药品价格的高低与医疗水平的高低是没有必然联系的。高部长此番在委婉回应了一些政协委员提案中的不满情绪后，又应对了一段时间以来媒体舆论与社会各界对全民免费医疗的议论。细思之下，全民免费医疗目前在中国“行不通”，确为实言。因为，高强在走马上任卫生部部长之前，曾在财政系统工作过几十年，必定深谙个中之道：医疗体制改革在每一个领域与环节，其实都涉及到医疗福利责任的分属、牵涉到医疗资源的配置等问题，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涉及的都是钱的问题。众所周知，“财力有限”从来都是一些问题难以迎刃而解的理由，在免费医疗的问题上，亦是如此。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已到了重新确定方向的时候，这就需要真正的“改革”而非缝缝补补式的“改良”。就“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必须转变”而言，高部长此前曾在多种公开场合谈及，但卫生部与高部长本人何尝不明白，这只是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却决非最根本的问题，更非问题的全部。

    现实也正是由于“最根本的问题”未获解决，以致究竟采取何种措施才能真正对转变“公立医院的创收机制”有效，至今依然悬疑。

    那么，什么才是“最根本的问题”呢？若往纵深处思考，就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维度其实已然指向政府的财政责任担当问题。政府的行政意愿才是医疗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才是问题的关键或核心所在。说穿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在今日之中国所以“行不通”，根源在于中央和地方财政能否承担。计划经济时代，民众的医疗福利和服务体制均由政府财政支撑起来，而彼时的中国国力并不强。如今，中国业已在总量上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之列，至少已自认比印度富裕吧？如此想来，真正困扰医改的难题也许并不在财政能力，而更在于政府的行政意愿---是否承担这种财政责任。当然，政府究竟想不想“花这个钱”，已经不再是卫生部门一己之事或说不再是其所能独立左右得了的。

    笔者始终以为，如同义务教育最终要实现全免费一样，全民免费医疗也理应成为方向、成为趋势。毕竟，如高部长曾坦承的，“中国的医疗卫生支出属于世界最低一档，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