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的中药临床验证，使得我国在对这些现成的自然资源进行高通量筛选时目标和范围更小，与国外广泛的搜罗筛选相比，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前不久，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与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所属技术开发部开展关于高通量药物筛选的合作，就显示了这一传统优势对于现代药物创新的魅力。

　　由于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研究周期长、耗费大，而国内制药企业又普遍存在资金不足、习惯看重“短、平、快”项目等问题，因此，很少对该技术产生兴趣。如此下来一个更加让人痛心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成果不断外流。

　　近日，根据中国科学院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于去年10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依托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与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所属技术开发部达成框架协议，今后将合作开展高通量药物筛选。有专家认为，中英两国的此次合作必将对我国药物创新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而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也不断见诸于各个媒体的报道中。

　　同样，为应对“入世”后所面临的国际医药市场激烈竞争，国家将“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列为“十五”重大科技专项，以加强对新药的研究开发能力。

　　在国家大力提倡自主创新以及国际合作进一步展开的背景下，作为发现新药的重要技术之一－－高通量药物筛选，无疑会成为让一直在仿制药困境中徘徊的中国制药企业家们的一个兴奋点。

　　起步较晚发展较快

　　作为一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刚刚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高通量药物筛选作为发现新药的重要手段而受到了国际医药界的普遍认同与重视，其核心部分由体外分子或细胞水平的筛选模型、计算机控制的操作系统和灵敏的生物反应检测系统组成，目的是通过对种类繁多的合成物及天然化合物作针对各种药物靶体的筛选，从中寻找最佳的先导化合物，进而用于新型药物的开发。

　　正是由于其基于分子或细胞水平的筛选模型和自动化的操作系统，使得高通量筛选技术具有微量、快速、灵敏、准确的特点，可以在短时间内能够对数以千、万计的样品进行测试，并以相应的数据库支持整个技术体系的正常运转。同时，对于同一种样品，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上筛选，大大增加了发现新药的几率。

　　我国的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起步稍晚于其他国家，但是在一些技术上依然走在世界前列。在我国最早开展高通量药物筛选的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其在心脑血管、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方面的研究，和上海药物研究所的抗生素及抗肿瘤的技术等，都与国际水平接轨。

　　这些发展成果都与国家在资金上和政策上对那些大力支持拥有领先模型制作技术等前沿科研机构大力支持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上个世纪90年代回国的一批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不无关系。

　　多为“专才”缺乏“全才”

　　然而，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杜冠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在高通量筛选领域，我国虽然在一些高端的技术上处于国际水平，一些科研机构的科研水平也是不输于国外，但是国内的研究机构往往是在整个筛选过程中的某个环节或领域长袖善舞，而能够独立完成整个高通量筛选工作流程的研究机构还是少之又少，在这个领域的整体规模上还与国外有一定的差距。

　　究其原因，除了购买整套设备等硬件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使许多研究单位无法承受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在科研人员的整体配套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

　　还有一个原因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国内这一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研究机构像上述提到过的上海药物研究所等，都是在国家在资金和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将这一工作顺利开展下去，来自国内企业方面的资助与合作却非常少。

　　这一方面是因为进行高通量筛选，以西药为例，从筛选出一个活性成分到制成新药，其周期平均下来需要8年左右的时间，花费至少10亿美元，如此耗费巨大的投资往往也就意味着企业要承受巨大的风险，这些都成为国内企业不能承受之重。然而，资金不足也许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内企业往往会看重那些“短、平、快”的项目，满足于生产大量的仿制药而获得短期利润，缺乏长远眼光。因此，研究代价甚大的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就很难得到许多企业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