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该如何协调？在传统GDP计算模式下如何体现对自然环境损耗的评价？日前，四川新闻网记者专访了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从事环境保护研究多年的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杜受祜研究员。他表示应当用“绿色GDP”的概念和经济核算体系来替代传统的GDP和经济核算体系，用“绿色GDP”来引导和衡量西部民族地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关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四川作为长江上游的生态大省，对全国乃至世界的环境保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四川全省上下也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在提出‘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的同时也在西部率先提出了‘建立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发展理念。”曾发表《环境经济学》等著作的杜受祜告诉记者“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是他近一阶段研究的重点。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地处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源头，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屏障；既是生态脆弱地区、生态敏感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区；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贫困地区。”杜受祜说，党的十六大以后，西部少数民族区纷纷提出与全国同步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既是各族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之所在，也关系到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

　  但是，经济的增长不等于发展，尤其是在全国社会稳定、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和评价标准上都应该有所创新。

　  传统GDP中的环境悖论

　 “传统GDP的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反映西部民族地区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法体现西部民族地区在生态方面的贡献。”杜受祜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多年来实行的资源开发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森林等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严重透支。如果扣除森林等不可再生资源的自然折旧以后，西部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实际差距还要大得多。

　  他说，GDP是是国民经济的核算方法和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关键变量。但传统的GDP扭曲地反映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传统GDP没有考虑对发展中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因素，往往以GDP核算出的正增长，加上环境因素后会变为负增长。”

　  在传统的经济核算体系引导下，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的毁损和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人类有效的生存空间减少。这些本来是经济价值的巨大“亏空”或“损失”，却以经济增长形式体现在GDP之中，歪曲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本来面貌。
　　
　  绿色GDP应运而生

　 “因此，同时追求经济与环境系统效益最大化的‘绿色GDP’应运而生。”杜受祜认为，“绿色GDP”是对国民经济的核算的概念与体系重新调整，对国民经济既要进行投入－产出的核算，又要进行环境－资源的核算，把对社会生产力的核算和对自然生产力的核算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生态环境的价值计入到经济价值之内。

　  他表示，绿色GDP实施后，将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获得的财政资金支持建立稳定的渠道；有利于西部民族地区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富民强区、协调发展矛盾。

　  杜受祜说：“如果说西部民族地区的GDP总量，和相应的人均GDP水平，可以通过一些大的项目建设的支撑实现翻两番目标的话，而让全区各族人民，尤其是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生活也提高到小康水平则困难得多。这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也不能用前者来代替后者。西部民族地区如果能抓住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的机遇，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生态型经济下的新的替代产业，如生态旅游、绿色食品、中药藏药业等对广大农牧民带动性强的产业，可以收到富民强区一石二鸟的成效。”

    考虑建立按流域补偿机制

　 “谈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有人认为很难协调，但我觉得应树立起‘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杜受祜认为，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首先西部地区要加快结构调整，转变经济方式，走资源、环境节约型发展的路子。

　 “值得提出的是，西部地区牺牲当前发展，保护了环境后，所产生的利益不是独享的，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所共享的。”杜受祜表示，例如，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雅砻江、金沙江、大渡河是长江水源补给系统的重要部份；同时也是长江中泥沙的主要来源，每年甘孜州进入长江的泥沙高达2亿吨，占全长江中泥沙的三分之一。如果甘孜州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不仅能防治长江变成第二条黄河、抑制长江水患，还可以局部改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

　  因此，在对环境的保护的补偿中，除了传统的国家财政外，可以考虑建立按流域补偿的机制。如下游的城市工商业企业，可按区域划分在上游投资进行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