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蔡伦路上，一个独栋的普通小楼，就是前段时间因为“达菲”事件而广为人知的罗氏制药中国研发中心。除了罗氏，张江还聚集了包括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国家药物筛选中心、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中心等30多家国家级药物研究机构，以及美国礼来等跨国企业的全球性研发中心，人称“张江药谷”。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你却可以清晰感觉到一股向上生长的力量。

    而此刻中国的近邻印度却似乎没这么“太平”，今年三月印度制药业专利法的修改，在当地引起较强反对，靠仿制药“打天下”的印度人，似乎一夜之间被束缚了手脚。尽管抱怨，这一法规仍然激发出印度制药业自主研发专利药品的空前热情，大大小小的研发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邦。
                        　　
    起点与差距 　　
                        　　
    印度三月修改的药品专利法是个转折，而在此前他们一直采用1970年代的相关法律，即保护制药的工艺和生产过程，但药物本身并不受到保护。在旧专利法的刺激下，印度使用不同工艺和生产工程制造仿制药的能力非常强。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副总裁、董事廖天舒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一般一项新药推出后，印度的制药企业可以在6个月内就仿制出来，一般来说这些仿制药可以在一年以内上市。”
                        　
  　这是鲜明的仿制药的研发特征。与此相匹配的是，印度制药企业在两项能力上很有竞争力：一个是“反工艺”技术，即在拿到新药后，反向推导生产工艺和生产过程的能力；另外一个是变化剂型的能力，比如把粉剂改为片剂等。除了内在的匹配因素，外在的临床审批制度和低廉的研发人力成本，也极其适合仿制药的生长。
                       
　　在这样的“双向互动”下，印度制药企业逐步实现了“原料药－特种原料药－仿制药”的升级。然而3月的专利法修改显然是种打击，当地排名第三制药公司Cipla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Ranbaxy Laboratories和Dr. Reddy＇s Laboratories对此则表示无奈。尽管此次修改是在五年前就定下来的事情，但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是让人无法接受。
                       
　　中国制药企业的“难过期”则要提早很多，早在1992年的时候，政府就将原先和印度一样“只保护生产工艺和生产过程”的专利法改成了对药品也进行保护。对此，两个国家有整整13年的时间差。
                       
　　重新回到同一个起点，廖天舒认为可以在研发过程的四个环节比较双方的现状：第一个环节是生物研究，相对印度，中国在这方面占据优势，尤其是在基因领域。印度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第二环节－－化学研究。而在第三、四个环节临床研究和产品开发上，中国和印度差距不大，只是印度的审批制度较中国宽松、快捷些。然而，中国和印度的很大区别在于中国的研发能力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大学和研究机构)，
                    
    以及海归开设的外包型独立机构。印度的核心能力则建立在本土的制药企业中。中国的优势还没有与企业的能力很好地接轨。

    “喜也市场，忧也市场” 　　
                       
　　尽管外界对印度制药的研发现状流露出众多“赞许”表情，廖天舒仍保持着冷静，“印度的新药研发的总体能力目前并不比中国强多少，与国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按照通常的逻辑，“病理研究－－找药－－临床－－开发”是创新的必经阶段，而当印度的反流程被“阻止”后，如何理顺新逻辑是个大问题。再加之印度在病理研究方面的经验缺乏，旧有的化学能力在新逻辑下难以独立发挥作用。在宽松的专利法保护下，印度制药实现了“原料药－特种原料药－仿制药”的升级，而今严格的法律限制下，如果不实现向新药的升级，产业是否存在倒退回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