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波接一波的药品降价浪潮，中国医药行业同时出现了“药店包围医院”的格局，甚至是十几家药店“包围”一所医院。从哈尔滨到昆明，从杭州到乌鲁木齐，几乎每一家大医院都被药店团团包围。一些药店在门口打出巨大横幅，如“在医院看病，来这里买药”和“拿医院药方买药送交通费”等，公开向大医院叫板。与此同时，医院也展开了“反击战”－－竭力防止处方外流。

    这场医院与药店的较量今后将如何收场？如何才能使药品的价格真正降下来？

    药店包围医院

    江西省人民医院附近一家药店的张老板说：“我们这些药店的主要顾客是在医院看完病然后来这里买药的人。完全一样的药，医院的价格绝对比我们的高，很多人拿到医院的划价单转身就来了，一样一样地对比。一模一样的东西，一家便宜另一家贵，你买谁的？”

    贵州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周围大约有20家药房、药店和医药超市。一家药店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把一些常用药的价格和新到药物的名称写在一个牌子上，高高地挂起来，让路人明白清楚谁的药价低，以少花或不花“冤枉钱”。贵阳市的几家药品超市更是把自己在价格上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它们不仅在位置上包围了医院，而且经常给行人发送传单，列出药品的名称和对比价格，使人一目了然。位于贵阳市中山路的几家药店日前打出了“拿医院药方买药送三元交通费”的横幅，一时间门庭若市，生意红火。

    药品的价格悬殊，催生了一个新的行当－－“药托”。这些人在医院的售药大厅活动，当患者拿到划价单尚未付款时，他们会主动凑上来，明确说出同类药品的差价，并劝说你到外面的药店去买便宜的。

    南昌第二人民医院附近的一家药店，每天都能接到10多份医院的处方。这家药店的老板说：“医院也知道我们经常到他们那里抢客。我有时候还去医院的病房去找住院的病人，说服他们到我这里买药，药价便宜是打动病人的最大理由。”

    医院的药价为什么比药店高？

    面对这样的“挑衅”，一些医院打响了“反击战”－－防止处方外流。西安市的一些医院将划价和收费合二为一，病人拿到的药费单上只显示总的药价。有的医院处方只写内部的药品代号，患者和外面的药店根本无法“解码”。

    医院在解释自己药品的药价普遍比药店高的原因时说，由于医院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也有自己的“包袱”，在目前医疗服务费过低，必须“以药养医”才能维持运行的时期，药价高于药店是合乎逻辑的。药店则认为，导致医院药价虚高的真正原因是进入少数人腰包的“回扣”以及流通环节过长，因此必须用引入竞争的办法给药价“消肿”。

    一位药厂的财务副总监曾向记者披露医院药品价格普遍较高的原委：国有医院必须从医药经销企业进货，医药经销企业下面分为片区经理、省级经理、医药代表。省级经理和医药代表一般是和医疗系统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他们负责把药打入医院药房。每个医院都有类似药品审查委员会的组织，由院长、副院长、药房主任等“要员”组成。一种药品能否进入医院药房，由他们说了算。南方某大城市的行情是，一种药进入三级甲等医院药房至少要2万元公关费。医院的药房里有成百上千种药，你可以算一下，有多少钱流入了审查委员会成员的腰包。医院不是因为你的药疗效好、价格低就进你的药。

    药品进入医院药房后，接下来就要搞定医生，关键是有处方权的医生。医生对药房购买了哪些新药特药并不十分清楚，这就需要医药代表给医生提醒。医药代表通常会通过请吃饭、打牌等方式先联系上医生，然后再谈每瓶药给多少回扣。或者直接把药品说明书放在医生的桌子上，同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大部分医生会主动打电话，询问细节，讨价还价。许多医药代表整天围着医院的领导和医生转，请客娱乐、安排旅游、出钱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他们的学术论文，甚至连为他们的汽车加油都得考虑到……

    在每个月固定的几天里，医药代表会穿梭在医院的药房和病房之间。他们请药房的人清点每个医生开某种药的具体数量，然后按事先讲好的回扣，约好在茶馆、车中或洗浴城，把钱返给医生。如果这个月的回扣没有及时送到医生的手中，下个月你代理的药就绝不会出现在他的药方上！医药代表同样不能得罪每个月到药房统计医生处方的人，因此也会定期付给他们“统单费”。

    由于医药企业的这些花费都要计算在药品成本内，医院的药品费用普遍比药店更高也就不足为怪了。

    低价药店：在掌声与仇视中前行

    低价药店，这一市场竞争的产物，在百姓的掌声和医药销售既得利益者的仇视中蹒跚前行。在许多省会城市，低价药店在赢得了喝彩的同时几乎都遭遇了打击。

    贵州一树连锁药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方正说：“低价药店之所以比医院便宜，关键在于减少了中间环节，消灭了中间商。”该公司的常规药品价格比医院低30%左右。比如金刚藤胶囊，医院价格是39元，一树只卖16元；胃药胶囊，医院价格为26.6元，一树价格是15元。

    为了抢占市场，产生广告效应，我国绝大多数药品连锁店在进军新市场之初，都会采用大幅降价的促销策略吸引消费者。低价药品也确实获得了百姓的青睐。

    南昌市民张长征说：“我老伴患有高血压，必须天天吃药，在医院买药，每个月要600多块钱。现在我整天在各个药店转，谁的便宜就买谁的，每个月可以少花200多块钱。”

    几个月前在北京开业的百济堂药品超市，以平均低于国家定价50%和市场零售价30%的价格，吸引了数以万计的顾客排队买药。仅开业头3天，百济堂超市就接待顾客10万人次，其中成交顾客近2万人，销售额突破100万元。

    但是，低价药店从其诞生起便面临着“内忧外患”。据了解，上海目前有1800多家药店，北京有1600多家药店，同行之间的竞争十分残酷。

    2003年，在市场上掀起“药价冲击波”的贵州一树连锁药业有限公司在贵阳几个销售点的电脑连续被盗；10多家制药企业联合要求它提高药品价格，随后供货商停止供货。这家公司不得不紧急从省外购货。同年，贵阳芝林大药房开张的时候，曾经有50多人当场闹事。

    近年来，武汉、南京、西安、长沙和杭州等城市都出现过针对低价药店的破坏和盗窃行为。制药企业和药品代理商也经常采取联合抵制降价、停止供货等手段打压低价药店。

    许多曾经非常红火的低价药店目前也生意惨淡，有的甚至已经闭门谢客。有些大型药品销售企业希望通过多开连锁店攻城略地，但其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也很容易搁浅。贵阳、海南和西安等地的许多药店甚至卖起了化妆品、皮鞋、礼品等与药品毫不相干的货物。

    如何打破药品价格的坚冰？

    虽然低价药店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欢迎，但是能否依靠它们打破由医院垄断的价格坚冰，再次引发了人们的讨论。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品价格处副处长茅菊英认为，平价药房对治理药价虚高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问题的原因是出在当前居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制和机制上。

    茅菊英认为，首先，我国药品销售的终端在医院，其市场份额占85%以上，平价药房的药品销售总量太小。其次，我国大多数医院的处方药不允许外流，有公职的医保人员也不可能拿着处方到平价药房购药；同时，平价药店中处方药品的比例也较低，可供选择的余地小。第三，平价药房绝大部分不是定点药店，它们最大的顾客群是自由职业者和下岗工人。

    研究表明，医院对药品市场价格的下降有极大的拉动作用。按现在市场份额计算，药店要下降5%才能拉动整个市场的1%，而医院只要下降1.2%，就能拉动市场的1%。但要想使医院主动降低药价，无异于与虎谋皮。

    一些专家认为，平价药店只是把常规用药、知名厂家的品牌药品价格降了下来，不可能所有药品的价格都明显低于医院售价。一些平价药店要与整体的药价虚高相抗衡，肯定是“蚍蜉撼大树”，但目前行业内部正在探索全国几十家大型连锁药品销售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共同采购、合作运营的方法，降低药品价格。当然，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要在医疗体制改革和完善居民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制方面下工夫。